一个民族，仅有伟大的思想是不够的，还要有伟大的人格来支撑。

 

经济观察报 李冬君/文

 

世说新语时代的人能写思辨的诗，是唐朝诗人所不及的。

 

唐诗直观，诗中有画，形象大于思想，虽然好看，却少了思辨。思想力量弱了，就用大词和气势来撑，宋人就这样批评李白的。宋诗好言理，自有一番格物致知的道德痕迹，却未能有“游心太玄”的自然意趣。只有世说新语时代的诗人，从老庄的审美出发，才写出了玄学味儿的诗来。

 

老子本来就是大诗人，我们把他当作思想家时，总忘了他的思维方式是诗，他是以诗运思。如果要给诗人的江山排座次，排第一位的就应该是老子，《老子》五千言，是一篇道的思辩之诗；排第二位是孙子，《孙子兵法》也是用诗写的；第三位才是屈原，自觉地写诗，是从屈原开始，数他第一，根据“太上无为”原则，我们把他放在了老子和孙子后面，因为老子和孙子的诗都是“无为”之诗。庄子的气质是诗，但他的运思方式是散文的，这也许是为了争鸣的需要，百家争鸣时，散文比诗歌合适，而诗意则流淌在他散文里。后人爱读庄子，不光是因为他讲的那些道理，更主要是有一种汪洋恣肆的诗意的美。

 

将玄学的思辨诗化，是从嵇康和阮籍开始，魏晋人可以将思辨入诗，得益于一种自由意志在自然风趣里的觉悟，嵇康“游心太玄”就不用说了，在阮籍的咏怀诗里，连“感彼墨子，怀此杨朱”都往诗里去，更别说还有“太上立德，其次立功”了。这样的句子，都是先秦诸子的遗传，入诗太硬，到了陶渊明，就化开了，如盐溶于水，触不到思辨的棱角，思与诗，在美的领域统一。

 

因此，先秦以后的诗人，陶渊明可称第一，其价值被人发现，那还是宋以后的事情。

 

宋人重读陶渊明

 

宋人有“理癖”，不光理学出现了，还以理入诗。

 

一个“理”字，便是宋诗的特色，以此诗眼读古人，才发现了陶渊明。陶渊明在当时并不出名，刘义庆写《世说新语》，都没有将他写进去。钟嵘《诗品》把他的诗列在中品，这还是因为“每观其文”，可知其人德，而世人的赞叹也每每是他的朴直本色，至于陶渊明诗的好处，钟嵘似乎也只是在为他辩解——明明是隐逸诗，“岂直为田家语也？”“田家语”本来难入《诗品》，挂了块“隐逸”的牌子，才给了个中品。

 

陶诗妙处在于，他的理完全诗化了，而诗却没有了说理的痕迹，只留下魏晋玄学的底子，将玄学底子坐实于生活，理便有了着落，诗也形而上了。钟嵘未见于此，是因为他不喜欢玄言诗，他批评玄言诗“理过其辞，淡乎寡味”似《道德论》，他不懂得那《道德论》正是第一等好诗。

 

陶渊明去世以后，江南出了一位王子，以忧郁的眼神，用乱世的眼光，发现了他的价值，收集他的诗文，编成《陶渊明集》，这大概是中国第一本文人专集了。王子在“集序”中说：有人评价，陶渊明诗篇篇有酒，吾观其意不在酒，其文章卓尔，辞彩精拔，跌宕昭彰，独超众类，抑扬爽朗，横素波而傍流，干青云而直上。谈时事则直指要害，论怀抱则旷大真诚。这位王子，就是编纂《文选》的昭明太子萧统，他说的话，当然有权威，可他出现时，世说新语时代已是尾声了，不久，就没人听了。

 

宋人重新发现了陶渊明。欧阳修说，晋无文章，只有一篇《归去来兮辞》。苏轼《与苏辙书》说：“吾于诗人，无所甚好，独好渊明之诗。”他说渊明诗，“质而实绮，癯而实腴，自曹、刘、鲍、谢、李、杜诸人，皆莫过也。”不仅魏晋以来诗人，就连盛唐诗人李白、杜甫也不及渊明。

 

这样的评价，包含了宋人对唐诗的批评，不光宋人的理路趋于陶诗的玄思，宋人的活法也多半认同了陶翁的老农方式，苏轼自称“东坡居士”，也是把田园当作自己的精神家园了。

 

古今诗人，豪放如苏轼“老夫聊发少年狂”，婉约如李清照“人比黄花瘦”，多多少少，总还是有那么一点做作的架式，难以自然写诗。惟有陶渊明，能自然而然的写诗，所以宋人佩服他，称他第一。而唐人不谙此中真意，如白居易就说：“先生去我久，纸墨有遗文。篇篇劝我饮，此外无所云。?我从老大来，窃慕其为人。其他不可及，且效醉昏昏。”唐人佩服陶渊明，是佩服他能饮，而非佩服他诗文，“老农”学不来，先学了“醉昏昏”。唐人率性，向外攫取，?雄大而活泼的直观力，将自然和历史之美都捉来加工了，放在诗里。宋人究理，反求诸己，向内心挖掘道德的理趣，并想以此翻越唐诗的江山。

 

以哲人而为诗人，当以老子为第一人；以诗人而为哲人，先秦以下，唯有陶渊明了。宋人小瞧李白，就因为李白只是个诗人，还算不上哲人。欧阳修说，吾爱陶渊明，最爱“归去来兮，田园将芜胡不归”！“田园”，不仅是几间老屋，几亩旧土，而是他的老家——根呀！那是他独立精神的家园。

 

诗性的两个维度

 

陶诗虽然篇篇有酒，但其佳处不在此，而在田园诗。他以田园诗，抒发玄学味，以花和酒，隐喻玄远的幽思。

 

结庐在人境，而无车马喧。

 

问君何能尔？心远地自偏。

 

采菊东篱下，悠然见南山。

 

山气日夕佳，飞鸟相与还。

 

此中有真意，欲辨已忘言。

 

此诗名为“饮酒”，而通篇却无“酒”字，不仅没有“酒”字，连一点醉意都没有。不过，这首只是一组诗里的一首，别的诗，有的有酒，有的没酒。

 

酒是要发酵的，诗意如酒，也要发酵。在西方美学里，发酵的是酒神精神。酒神在个体生命里发酵，蒸馏出自由意志，涌动起冲决网罗之潮。而日神，却在一旁观照。尼采认为，人类生来就有两种精神，除了酒神精神，还有日神精神。日神高踞奥林匹斯山上，万物因日之光而有形象。

 

酒神，为了自由意志而行动，而日神，则以理性方式观照万物；酒神，是自由意志的代表，对世界充满了欲求；而日神，则要求人通过反思“认识你自己”，即认识自由意志的界限，使行为有节制——“毋过”，符合一个秩序原则。自由意志必须以理性方式确认自己，使行动具有合法性。当自由意志与合法性高度统一时，也就是自由的个体实现了相应的法权形式，欢乐就已开始。否则，就会痛苦，就需要艺术，使人“从形象得解脱”，慰籍精神。人在行动中，苦恼重重，忽然跳出来，以日神的方式来观照一下，那时，你就会发现，酒神在其中痛苦挣扎的世界，是一件庄严的行为艺术品。

 

人类之苦，靠理性只能解脱一部分，而审美，很可能是另一份痛苦的解脱之路。不过，东方诗学里，另有一条路，向自由意志开放。这条路，在嵇康是“游心太玄”，在陶渊明是回归自然，一个向往天空，一个坐实大地。在这条路上，精神没有两分，因为没有神参与，所以并非神的属性，其根本不离人文。好处在于，保留了人的完整性，并留有退路。不足在于，没有神的提升，精神发展的上升通道难以打开，普世性的信仰空间无从确立起来。

 

精神虽然没有两分，但却指向两个维度，一个是英雄的维度，一个是隐士的维度，英雄的维度受阻，就选择隐士的维度。

 

因此，隐士多有英雄性格，隐士的深度取决于他自身含有的英雄元素，就此而言，隐士多半是斗士。陶渊明从神话里汲取了悲剧性的英雄元素，如“精卫衔微木，将以填沧海，刑天舞干戚，猛志固常在”，还有“夸父诞宏志，乃与日竞走”等。他的英雄性格来源于神话，其隐士身份便是“羲皇上人”，可谓彻底归隐，不仅退出王朝，还退出士林，他退得那么彻底，所以才能“结庐在人境，而无车马喧，问君何能尔，心远地自偏”。王安石认为，这是自“有诗人以来”，不曾有过的诗句。

 

陶渊明没有像嵇康那样，作为最高存在的祭礼去当烈士，而是拿起锄头刨地。

 

体制外面做老农

 

还在春秋时期，孔子就说过“吾不如老圃”、“吾不如老农”。

 

后人读《论语》，读到此处，便以为孔子势利，其实是误读了孔子。“老”为敬语，犹如今人打招呼“老刘”、“老李”，士人之尊者，他尊之为“老子”，而农人之尊者，便称之为“老农”了。春秋时代便有农家学派，学派中人，即所谓“老农”。

 

“老农”多为隐士，他们批评孔子“四体不勤，五谷不分”。孔子接受了批评，但他认为，士人退回去做农民只是一条路，还有别的路，“学而优则仕”就是一条路，这条路由他千辛万苦开辟，他必须坚持。如今，陶渊明从这条路上退出了，先于他退出的有嵇康和阮籍，但他们退到老庄那里就停止了，停留在玄学里，如云中鹤。

 

嵇康打铁，虽然没有经济上的意义，却有着政治文化的暗示，暂不合作的暗示，正是这种暗示，使嵇康得罪了司马氏。不求经济自立，还在等待政治时机，这样的玄学之士，其实很容易被朝廷召回去。嵇康死后，那位注《庄子》的向秀，就被司马氏召了去。因此，老庄之徒与孔孟之徒互补，是在同一条道路上两种不同的态度——非仕即隐，由隐转仕。而陶渊明则退得决绝，直接退出了仕途，走上“老农”之路。他退得那么彻底，不是体制将他下放到农村，被“自我改造”，而是自我归隐到农田，自我救赎，用老农的生活方式还原人生而自由的最后尊严。《饮酒》诗，还是以玄学为底子，有玄味的美，嵇康“目送归鸿，手挥五弦”，有一种天人之际的美，而“采菊东篱下，悠然见南山”，则如海德格尔所言，诗意的栖居于大地。诗尾“此中有真意，欲辨已忘言”，分明是玄味的底蕴。陶诗将玄味的美，写到了极致，但这并非他独到的贡献。他的独到之处是，使玄学“老农”化了，使玄味田园化了。元好问诗云：“君看陶集中，《饮酒》与《归田》。此翁岂作诗？直写胸中天！”诗中提到《归田》，陶诗有《归园田》，由玄味向农味转变：

 

少无适俗韵，性本爱丘山。

 

误落尘网中，一去三十年。

 

羁鸟恋旧林，池鱼思故渊。

 

开荒南野际，守拙归田园。

 

方宅十余亩，草屋八九间。

 

榆柳荫后檐，桃李罗堂前。

 

暧暧远人村，依依墟里烟。

 

狗吠深巷中，鸡鸣桑树颠。

 

户庭无尘杂，虚室有余闲。

 

久在樊笼里，复得返自然。

 

玄味犹在，农味更足了。此诗的主体性，已非玄学之士，而是“老农”了。“老农”出手，才写出如此这般“朴素而天下莫能与之争美”的田园诗。

 

眼看着“田园”就要荒芜了，他催促自己：赶快回去！回去安顿好心灵，免得心为外物所役，老是“惆怅而独悲”。当下觉悟还不迟——“实迷途其未远”，赶回去还来得及——“知来者之可追”。于是，他乘舟归去，“舟遥遥以轻飏，风飘飘而吹衣”。上岸了，他问道，前面还有多少路程？连时间都这样慢啊——“恨晨光之熹微”，熹微中，他终于看清了，家就在前面，便“载欣载奔”……“僮仆欢迎，稚子候门”，这一刻啊，他是世上最幸福的人。“三径就荒”，可“松菊犹存”，只要打理一下，还会繁花似锦，“携幼入室，有酒盈樽”，美酒早就在那里恭候他，还有亲情，比美酒还醉人。

 

拿起酒壶，他自斟自饮，“倚南窗以寄傲”，如一片云，“无心以出岫”，似一只鸟，“倦飞而知还”。归去来兮，息交绝游，他以孤松为友，“抚孤松而盘桓”。或“悦亲戚之情话”，或“乐琴书以消忧”，就这样，春天来了，“木欣欣以向荣，泉涓涓而始流”，他往山水中去，有时驱车，有时乘舟。“既窈窕以寻壑，亦崎岖而经丘”。农人来告知，农时已开始，他要春耕去，就在那田西头。他脱离了王朝体制，再也不想回去出卖自己，连自己都卖了，富贵还有什么意义呢？有邻人好心来劝他：

 

清晨闻叩门，倒裳往自开。

 

问子为谁欤？田父有好怀。

 

壶浆远见候，疑我与时乖。

 

褴缕茅檐下，未足为高栖。

 

一世皆尚同，愿君汩其泥。

 

深感父老言，禀气寡所谐。

 

纡辔诚可学，违己讵非迷。

 

且共欢此饮，吾驾不可回。

 

一大早就听见了敲门声，连衣服都没穿好就去开门，问一声：谁呀？

 

原来是邻人，邻人好心情，要与他共饮，早已备好了酒菜，就等他起来。两人一边喝，一边说，邻人劝他：何必待在乡下？回去算了。做官不要太认真，人家怎样做，你就照样煞。他说，我本性如此，何必要改变呢？回去不是不可以，但我何必扭曲自己？我们在这里喝喝酒多好呢！

 

老农自有《山海经》

 

颜延之来看望他，跟他一起喝酒，临行，留下两万钱，他也不推辞，都送到酒店去了，抵他每天的酒钱。他在自家菊丛里赏菊，有人带酒来，就在菊丛里喝，喝醉了便对客人说：“我醉欲眠，卿可去。”每饮，自带一琴，那是无弦琴，一边饮，一边抚琴，人说他不解音律，可谁知“大音希声”？大音如菊，灿放东篱；大音如云，逝彼南岭。大音如醉，心潮涌起；大音如雷，鸣于心底。

 

嵇康手挥五弦，一死而大音绝矣。渊明抚无弦琴，大音起于无声，“无听之以耳，听之以心”，耳听无声，用心听，他听到了《山海经》。《山海经》是英雄与图腾大合唱，唱出酒神精神。刑天来了，英雄没了头颅，便以乳为目，以脐为口，拿起斧头和盾牌，继续战斗，无死无休。还有夸父，与日竞走，有精卫鸟，向大海复仇……醉翁之意不在酒，醉了，才能听到酒神用心灵发出的呐喊。

 

这就是诗，西方美学里难以调和的对立，在他诗里统一了，而且原本就是统一的，没有经过精神分裂，就达到了高度自觉。古今论家，论陶诗之美，都从“淡泊”二字上立论，但“淡泊”二字，是从风格上来说，而非从精神上来说，所以，还不足以见陶诗之伟大。其伟大在于，精神上的高度自觉和统一，使其人格独立如同不可分的原子，自由意志获得了一种美的形式——回归自然的诗，而不是走向命运的悲剧。

 

宋人对陶诗评价很高，但他们谁也没有看出陶诗的来路是来自“老农”，谁也没有想到他归于平淡的诗式，竟然蕴含了绚烂之极的自由意志——酒神精神。春秋时代，是思想的时代，造就了老子和孔子这对峙的理性两极，而世说新语时代，是审美的，它孕育了嵇康和陶渊明这殊美的人格两极。

 

一个民族，仅有伟大的思想是不够的，还要有伟大的人格来支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