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盛宣怀一脚踩到了火药桶

刘刚    李冬君

晚清,立宪党人从失望到绝望,开始转向革命,革命之矢,一触即发。可朝廷的感觉很好,大有“我们一天天好起来”之势,十年新政没白搞,白银外流打住了,中国从此不差钱。

1、从铁路上捞钱

既然不差钱,何不捞一把?往哪儿捞,当然往铁路捞!修铁路好比养猪,老外不懂“猪怕壮”,只管使劲养,不尽热钱滚滚来,能不急人吗?国人健忘,忘了还有白银外流。

朝廷东风吹,吹的是钱景;地方战鼓擂,擂的是利权;全国商民齐上阵,运动啰!先是“收回利权运动”。还是张之洞开头,用650万美元以高于原价近一倍的价格,赎回原先由美国合兴公司发行的粤汉铁路股票,反正不差钱,何不赎利?此举,引发地官、商赎路运动,沪宁路、苏甬杭路、广九路等利相继被赎回。本来“以夷制夷”,也就是用夷钱赚钱,赚钱还夷钱,在苏州,这叫做“苏空头”,盛宣怀那厮,本就是个“苏空头”的主儿,无奈张之洞沉不住气,还是小农意识,总想无债一身轻,又怕洋人赚了钱,非要把铁路捏在自己手里,结果,空头做不成了,铁路也修不成。

用爱国主义可以高举“中体”,收回利权,但爱国主义能修铁路吗?

修铁路还得“西用”。可不,铁路一拿回来,就从不差钱变成很差钱了。不光差钱,更缺少修铁路的人,举国上下,人人都想从铁路捞一把,可有几人会修路?一位日本驻东三省领事在给国内报告:中国的危机迫在眉睫,人人都唱爱国主义,没人去考虑市场需求和工业的本质。

自力更生修铁路,只好用小农经济的小生产方式,叫做“吃萝卜吃一节剥一节”,有钱修一点,没钱停一下,边集资,边修路,打如意算盘,修点路,赚点钱,一点一点往前赶,滚动式发展。商人光为自己打算,朝廷怎么办?瞧那粤汉铁路,拿回来了多少年,还不是原来的老样子。

尤其是川汉路,开工二百余里,九年方能完工,全路竣工,需数十年。后路未修,前路已坏,永无成期。前款不敷逐年工用,后款不敷股东付息,款尽路绝,民穷财困。

这样搞下去,商人不急朝廷急,商人差钱就停工,朝廷差钱怎么办?

更何况,新王出手,就当有那么一种新权威主义的派头。清末政治已然分化,有了地方谘议局与中央资政院,老的王权那一套已难行,新政要有新权威,政治上要能新旧通吃。

然而,能通吃的新权威主义者,并非载沣,而是袁世凯。所以,新王摄政三把火,第一把火,就烧向袁世凯,烧得他回老家了;第二把火,烧向立宪,把个预备立宪烧成了“皇族内阁”;第三把火嘛,该烧向铁路了,要“国进民退”,烧出个不差钱来,所以,内阁一成立就办铁路国有。

还是盛宣怀那厮想法对,要想不差钱,就得“西用”为先,用老外的钱,让老外去办。至于那“进退”的勾当,可以让盛氏去权衡,因此,皇族内阁里,给盛氏留了地盘——邮传部。

铁路就归邮传部管。当时,路政混乱,各路人马都来“吃”铁路,应了列宁说过的一句话,“政治是经济的集中反映”,是利益的最高表现,五花八门的爱国主义都拿铁路来“寻租”了。而盛氏治路,还把路政当作一般的财政问题来办,未能意识到爱国主义扎堆是在拷问国家本质。爱国主义是个火药桶,一旦被“经济的集中反映”和“利益的最高表现”点燃,国家的本质就会燃烧起来。

2、铁路是个火药桶

“铁路国有”就点燃了这个火药桶。若就事论事,“铁路国有”应该不失为解决铁路问题的一个有效方案,但一碰到爱国主义,问题就变性了,不是铁路问题如何解决,而是以何种方式通过怎样的途径来解决。因为铁路是新政产物,涉及国土、国权,还涉及到国体,离不开君主立宪。

如果王权大一统,朝廷说了算,铁路问题何须地方“咨议”?可地方偏偏就有了咨议局,中央还有资政院,政体未能三权分立,却也开始双轨制了。一轨是官员,还是官僚制;一轨是议员,试行议院制。官员必须听命于朝廷,而议员则有所不同,他们理所当然就是不同利益的代言人。

有议员和没议员就是不一样,有了议员,利益攸关,凡事都得“咨议”。

例如,湖北谘议局就开了全体会议通过决议,决定全民入股,由各府县分担股额,从5万元到10万元不等。此外要求湖北全省教育会成员每人以月俸1/10购股合计可达420余万元。还有湖北各地商会、军人会及其它团体,分担股分不成问题,估计可达二千数百万元。

眼见民权可期,民资自然踊跃,然而,皇族内阁,既无视民权,又蔑视民资,自颁布铁路国有之日起,仅半月,便与国银行团签订了600万英镑的筑路借款合同。

已经改由民办的铁路,眼看着又要被收归国有,国有后,再交洋人办。就这样,“利权”转了一圈,又回到了洋人手里。末世“一切向钱看”,国朝天圆地方,那中心,就一个钱眼。

爱国主义也因之而分化为两条路线,一条路,继续跟着立宪走,走出个“保路运动”,还有一条路,跟着朝廷去爱国,从走向不差钱,到走进钱眼,专门吃“天朝爱国主义”。那些跟着张之洞去“收回利权“天朝爱国者”们,早就把朝廷用巨款收回的粤汉铁路的“利权”你一口我一口吃了所以,“铁路国有”一来,他们就“听朝廷的话,跟朝廷走”,因为他们早已“闷声发大财”。

本已“全民入股”的数以千百万计的川民,还指望盛宣怀排忧解难,让“铁路国有”买单,无奈盛宣怀从来不肯做赔本的买卖。那也行,买卖不成仁义在,按照商业规则,你不买,我也可以不卖。问题是,他根本不把这当买卖,更别提公平了。他无视民权,大概得了皇族内阁的秘传。

亏损他不管,但国有化还得进行,谁敢动他国有化的奶酪,他下手决不手软。川民进京请愿,那是自讨苦吃,他不管,川民高举光绪遗像,呼唤先帝在天之灵,他置若罔闻,没看见。预备立宪搞了这么多年,他就没搞出有一点民权观念?那么,人之初的仁义之心他总该有吧?莫须有。

川民求告无助,转而示威,盛氏以为是敲朝廷竹杠,便主张镇压。刚好,摄政王载沣要试行新权威,不奋武,不足以立威,便采纳盛氏主张,挥兵入川,要试一试他的新权威,那时,他正搞集权,有这么一次用兵的机会,当然不会放过,其欲以此次用兵,耀武扬威,提振朝廷纲纪。这天大的事,把资政院搁一边,没有资政院决议,就擅自派兵入川,试以用兵抓军权,以铁腕破了立宪底线。

盛氏紧跟新权威,不光是为了做官,还有梦想在里边。他的梦,是在中国梦里做自己的梦,也就是在“铁路国有”的中国大梦里做着他的汉冶萍公司的个人小梦。在与外商签订的所有筑路借款协议里,他都加了一条款,那就是筑路所用钢轨都得由汉冶萍公司来提供。

这家汉冶萍公司,最早是张之洞办的汉阳铁厂,盛宣怀接手后,使之与大冶铁矿和萍乡煤矿联合,形成公司联合体。在联合过程中,公司重组,从官办转向商办,盛氏作为该公司的主持人,实际上已成为由权力资本构成的隐性的“首长所有制”的“首长”,他不是公司的实际出资人,却是公司的实际控制人,公司虽说改为商办,但商股很少,主要靠借款,而他本人就是借款的主办人。

就这样,他以“苏空头”的方式,控制了当时一家亚洲最大的钢铁制造企业,但“螳螂捕蝉,黄雀在后”,也就是说,他这只空头螳螂,并非这家企业唯一的实际控制人,他背后还有只“黄雀”——他的债权人,他把公司的股权都押给了他的债权人,那些债权人主要都是日本人。

正是还债的压力,驱使他雷厉风行,一旦“铁路国有”化,还掉那些债就不在话下,到那时,他就是亚洲最大的钢铁制造企业唯一的实际控制人,“苏空头”就变成了实业家。欲望驱动梦想,他在梦中疯狂,所以他会去镇压保路运动,即使镇压成功,那花费,也远远超过了对川汉路“租股”的补偿,更别说镇压导致起义了。补偿乃双赢,镇压则双败,他懂不懂?一脚踩到了火药桶……

 

《中国经营报》2014年6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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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冬君

李冬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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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者,任教南开。著《文化的江山》《通往立宪之路》《落花一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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