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昆仑山谈起

刘刚   李冬君

蓬莱缥缈，像画饼一样，吊足了秦始皇的胃口；还惹得李白一声长叹：海客谈瀛洲，烟涛微茫信难求！昆仑山，似乎还靠得住。最起码，汉武帝还能说出个道道来，不至于像秦始皇那样，站在海边，两眼一抹黑，对着茫茫大海失语。

虽然从战国时代起，昆仑山就成了疑问，连屈原都在问：昆仑悬圃，其尻安在？增城九重，其高几里？——《天问》。直到张骞凿空西域，发现了“河出昆仑”，真是个意外收获。

张骞在西域辗转十余年，历尽艰辛，初衷未达，而眼界已开。回国后，他把自己在西域的见闻，报告给朝廷，报告提到：于阗之西，则水皆西流注西海；其东，水东流流注盐泽。盐泽潜行地下，其南则河流出焉，多玉石。而楼兰、姑师邑有城郭，临盐泽。盐泽去长安可五千里。匈奴右方居盐泽以东，至陇西长城南接羌，隔汉道焉。

这里所说的“河”，当然是指黄河，但张骞不是地质学家，其使命亦非对河源进行考察，也许他看到的“河”，并非黄河，而是塔里木河，或其它什么河，地理上“正确”与否，只能留待他人他日考竟源流，重要的是，在神话中存在，在历史上消失了的昆仑山，在这里又出现了，虽未能确指，但不妨揣倪。

汉武帝听了报告，就断定于阗南山一带，为昆仑之所在。而张骞所谓“盐泽”，也就是今天的罗布泊了。张骞认为，“河出昆仑”，流入罗布泊，从地下向南潜流，再冒出地面，重新成为河源。这一说法，虽然被钦定了，但司马迁不以为然，他坚持说：于阗南山，哪像《禹本纪》里说的昆仑那样，有二千五百里那么高呢？哪像《山海经》里说的昆仑那样，有醴泉、瑶池那么美的仙境呢？

这样反诘，并非凭空而来，而是有所本，本于《尚书》。《尚书·禹贡》说，大禹治水，“导河积石，至于龙门”。司马迁认为，这样的说法比较可靠，因为大禹治水早就被历史化了，顺着大禹治水的线索去寻找河源，不仅有文献依据，还能找到实地。

比如“积石”山，就在青海和甘肃交界处，或称祁连山余脉，或曰属昆仑山东系阿尼玛卿山，青海部分，就在循化撒拉族自治县，而甘肃部分，属于保安族东乡族撒拉族自治县，山势，南起土门关，北到黄河边。

大禹治水就从这里开始。传说，禹在积石山北段，凿出一条峡谷，这就是积石峡，两岸绝壁千仞，斧削一般，便是大禹凿山导河之斧痕。清人《秦边记略》云：“盖黄河入中国，始于河州，禹之导河积石是也。”

此为河之源，再往西去，司马迁也就说不清了。所以，他声称，只相信《禹贡》里说的，至于《禹本纪》、《山海经》所言，皆不以为凭。

《禹本纪》里怎么说，不甚清楚，很可能与《山海经》是一类的，《山海经》属于神话，能历史化的，他都历史化了，比如说，昆仑山的主神黄帝，就被他作为始祖，开启了中国帝王一系，历史从黄帝开始。

而在《山海经》里同样有名的西王母，却没能进入历史化程序，他尽可能使神话因素脱离巫术思维，但巫与史有差别，要迈过一道理性化的坎，巫才能转化为史。以黄帝为例，他在开启历史之前，先被理性洗礼。

我们读《庄子》，那里面有很多寓言故事，黄帝是其中一个很活跃的角色，如果说孔子在《庄子》中，是圣人系列中的求道者的角色，那么黄帝就是神人系列中的求道者的角色，他们都是向外求道，往往得而复失。

求道而得道的寓言，便是理性化故事，黄帝在寓言里，被打上理性烙印，这还不够，它自身还需要有一种理论，作为其理性化的支撑。因此，汉代才会有黄老思想应运而生，黄帝的历史性亦随之而被司马迁确立。

其历史性的标志出现在一只青铜器里，称“陈侯因咨敦”。

此敦之铭文，提到了黄帝，孔子好古，上溯历史也仅祖述尧舜而已，未言黄帝，黄帝的名称，最早是在这件敦里发现的，敦之铭文称“高祖黄帝”。

“陈侯因咨”是齐威王认祖，已经认同到了黄帝，使黄帝的存在，从神话进入历史。战国时期，信史化的黄帝，到了《史记》里，黄帝几乎褪尽神话底色，完全信史化了。

相应的，与神话有关的昆仑山，也因一句“河出昆仑”，而与大禹治水挂钩，从神山变成史地了。作为神山，昆仑在《山海经》里；作为史地，昆仑先在《禹贡》里，后来又在《史记》里，神山和史地，能否同一？对此，作为太史的司马迁存疑，而汉武帝却深信之。

历史的眼光和神话的眼光，在昆仑山上发生了碰撞。

本来张骞在西域，好容易发现了昆仑山所在，可于阗南山那时还没有进入中国历史，而昆仑山的存在，在司马迁看来，就是历史的存在。

他相信，跟历史活动有关的昆仑山，只有一处，那就是《禹贡》里的积石山，他对历史理性的捍卫，固然有其思想史上的意义，但他过分看重了文献，看轻了神话，且疏于实地考察，视野未免于狭。

在历史以外，不等于不存在。在历史上不存在，可以在神话中存在；在读史中不存在，可以在游仙中存在。说明历史，要以历史学家的方式，而创造历史，不妨用神的方式。这两种方式，如阿波罗和狄奥尼索斯。

相比之下，司马迁的历史理性与阿波罗相似，而汉武帝沉溺于游仙和用兵，那一份狂欢如酒神般的醉气，分明便是个活脱脱的狄奥尼索斯。

太史公的狂气，以历史为根柢，而帝王的狂气，要将历史连根拔起，两个狂人相遇，帝王一怒，他才不管你究不究“天人之际”，先给司马迁的狂气施以阉刑。

写《天马歌》的帝王，已不再是作《秋风辞》的青春天子。那时，他欢乐之余，还会生出几分惆怅的诗意，让愁绪像蒲公英一样，被秋风吹去。如今，他不再委婉地自叙，而是如天马行之。

连最高神都向他进贡天马，这世上还有什么不在他话下？

最高神由他来提名，独尊儒术由他来指定，昆仑山在哪里？当然也得由他来确认，这不是个知识性的问题，它有着政治文化的含义。

什么叫王权主义？这就是！王权主义化，儒学意识形态化，就从他开始。秦“以法为教，以吏为师”，让王权站在第一线，一旦危机发生，王权就成为矛盾的焦点。而他让王权退居二线，出了问题，先作主义之争，这样就不会危及王权，王权可以在主义之争里，趋利避害，选择政治路线。

张骞和司马迁对于昆仑山的不同说法，乍一看，谈不上什么主义之争，只是对某个具体问题的观点，但其实质却涉及汉帝国的发展战略。

如前所述，司马迁的眼光同秦始皇一样，都投向东方，他指出龙门至碣石一线的重要性，秦始皇早就沿此一线修长城。可汉武帝的眼光却转向西方，秦始皇修长城，自西而东，绵延万里，汉武帝刚好反其道而行之，由东而西，经由河西走廊，通往西域。

汉武帝大规模修筑长城有四次，第一次，兵出云中，取河南地，筑朔方城，修缮秦塞，恢复阴山南麓原秦长城；第二次，于河西地，修筑永登至酒泉长城，东接秦长城；第三次，继续向西，修筑酒泉至玉门关长城；第四次，修筑玉门关至盐泽长城。这四次，花了将近20年，筑了二千余里，使长城从阴山一直延伸到于阗南山，也就是他指定的昆仑山下，将昆仑山坐实了。

我们不能不佩服汉武帝那一指，正是那一指，把神话中的昆仑山在地理上坐实。那一指并非绝对真理，这毋庸置疑，但它却是一个伟大的开始。

天地一指也，没有那君临天下的一指，昆仑山就还在《山海经》里游移。不知汉武帝是否读过《穆天子传》，关于这本书的真伪讨论很多，不过，多数学者认为，本书在汉以前就已形成，或曰始作于西周，或曰成书于战国……但在《史记》、《汉书》里没有出现，它的出现是在汉以后，在一座晋墓中。

西周时的周穆王，曾亲驾八骏，游昆仑山。据说在甘肃祁连山一带，《晋书·张骏传》说：“酒泉南山，即昆仑之体也。周穆王见西王母，乐而忘归，即谓此山。”

但穆王一游，并未确立昆仑，毕竟是神话。不及汉武帝的空间一指定乾坤。经他那一指，昆仑山就问世，神话的胚胎，在西域分娩出来。

他指向的昆仑山，西起帕米尔高原东部，就在新疆和田以南。

狭义的昆仑山，主要是指藏北高原、青南高原与塔里木盆地、柴达木盆地之间的山脉，分为东、西两段。西段，横贯新疆，呈西北——东南走向；东段，转成东西走向，分三支伸入青海：北支祁漫塔格山；中支阿尔格山，东延为布尔汉布达山及阿尼玛卿山；南支可可西里山，东延为巴颜喀拉山。

还有广义一说，民国19年出版的《中国古今地名大辞典》说，昆仑山西起帕米尔高原，东至海滨，长七千余里，为我国最长之山，包括横断山、南岭、秦岭、阴山、祁连山、唐古拉山、兴安岭及日本、台湾等地山岭。

如此广泛的昆仑山，已经越出了地理概念的界线，成为了文化概念，它是天下观在中华山系上的反映，是用昆仑山来建构中华山系大一统。

在地理上，最能表达大一统的，不是山脉，而是河流。山脉则相反，就其实际情形而言，它在历史上，往往是割据之渊薮，起义之摇篮。而河流，它的流域，就是利益共同体，它像纽带一样，将生活在其流域中的人们联成一体，对于河流的管理——治水，要求超越各个局部利益，表达统一的本质。

因此，功利性的文明，还是要沿着河流走，开垦农田，建造城市，成立国家组织。寻找河源，要上昆仑山去，历史说不清楚，就往历史的深处去，向神话追根问底。神话说：河出昆仑。昆仑山在哪里，河源就在哪里。反过来也可以说，河源在哪里，昆仑山就在哪里。汉武帝正是这样说的。

寻找河源，其实是在寻找我们民族统一性的根据，众多民族共处于一条大河流域，河流的属性决定了这些民族的统一性。因此，河源之地，就是汉家天下的极地。汉武帝读过《尚书》，也知道“积石”，但他并未在此小憩；他也知道酒泉以南有祁连山，知道有人以此为河源之地，但他只是一瞥而已。

河西四郡，固然表达了汉家天下的统一性，可他看来，还很不充分，他写诗《西极天马歌》：天马徕兮从西极，经万里兮归有德。承灵威兮降外国，涉流沙兮四夷服。

河西只是起点，而非“西极”， 张骞凿空西域，告诉汉武帝，在汉帝国的西陲，有帕米尔高原顶天立地，堪称“西极”，天下所有的河流都发源于此。因此，控制“西极”，就掌握了天下所有水系，以此“治水”，可谓登峰造极，远远超过大禹“导河积石”，河出昆仑理应在此。

如果说司马迁天下观，还是九州岛格局，武帝天下观，已立于西极。从此治水，他把农业文明的想象力，推向极致。

 《中国经营报》2014年5月1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