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科学传教”传来“近代性”

               刘刚   李冬君

中国“近代性”的由来，其来有二，一自外来，一由内起。

自外来者，随通商、传教而来，为外因；从内起者，有传统书院和民间海权，与外来相应，而为内因。或曰内因决定外因，这倒不一定，事实上，是外因主导了“近代性”。

以“近代性”眼光来看中国近代史开端，我们首先看到传教士。

有人主张，以1552年沙勿略至上川岛为中国近代史开端。沙是西班牙人，以“教皇特使”身份来东方传教，先到了日本。通过日本，他了解了中国，便来中国传教。那时，明朝正搞海禁，他很难进入，便登上广东海域的上川岛，葡萄牙人在此“走私”，他也想由此“走私”上岸。

所谓“走私”，其实是正常贸易，朝廷限制民间海商，就来搞海禁，一搞海禁，贸易就变成了“走私”，沙勿略也只好“走私”进入中国。不料，走私”未捷身先死，成了先驱。

沙勿略病死在上川岛，留下两个策略，一个是文化适应策略，一个是科学传教策略，这两个策略，被利玛窦带到中国来了。沙勿略本人对中国没有什么影响，但他的思想，影响了耶稣会传教士们，通过传教士，他的思想影响了中国。尤其是科学进入中国，就与他的“科学传教”有关。

第一个来到中国的耶稣会传教士，便是与徐光启合译《几何原本》的利玛窦。

利玛窦在中国，比沙勿略更加巧妙地运用了文化适应策略，沙勿略还以佛教为对手，而利玛窦则穿僧衣，借佛法来传教，使不明就里的中国人，以他为西洋和尚。后来，他发现，在中国真正有地位的是儒教，于是，他又脱下僧衣，换上儒服，以儒生自居，还将儒家传统的“天”和“上帝”结合起来，当作基督教里的“天主”。这一套做法，左右逢源，使他很快就进入中国上层，终于见到了中国皇帝。

强调孔子和耶稣同源，主张儒教与基督教相通，这既是基督教进入中国的“适应”策略，也表达了利本人的大同信念。为了接近中国士大夫，他先做的，不是传播《天主实义》，而是刊印《交友论》，书中采录了柏拉图《律西斯篇》、亚里士多德《伦理学》、普鲁塔克《道德论》、西塞罗《论友谊》等有关“友谊”的论述，再用中文写成格言百则，表达了一种平等的“友谊”观念，让生活在“君君臣臣、父父子子”等级压力下的士大夫们耳目一新，广为传抄，许多明人笔记里都有著录。

用汉语传教，利玛窦是我们所知第一人，以科学传教，成为基督教的传统。

在中世纪，基督教就吸纳古希腊哲学，并使之转化为神学。在神学观念里，古希腊哲学家柏拉图、亚里士多德等，成为了基督教的哲学先知，绝对理念被转换成上帝的理性化存在，逻辑成为绝对理念的普遍性的存在形式，而几何学则是绝对理念以形式逻辑转化为时间和空间的体系。

从绝对理念向时间和空间体系转化，形式逻辑数学化，隐含了上帝造物的密码。几何学的圆是绝对的圆，几何学的线是绝对的线，上帝创造世界，就用了这绝对的圆和线。天堂用绝对的圆和线建造，下降到人间，圆和线便都有了缺陷。《几何原本》向我们展示了天堂，那是完美的形式，最高的存在，通过几何学，上帝显现出来，这就是为什么利玛窦要与徐光启合作，来翻译《几何原本》了。

《几何原本》是西方文明的一块古典基石，可它依然支撑了近代世界，我们从近代民主与法治里，可以看到几何学的范式，从《独立宣言》和《人权宣言》的行文中，同样可以看到几何学的原型。《几何原本》在近代政治哲学和政治制度上的应用，利以后才有，利如有知，亦会欢呼天理降临。

利玛窦对中国文明评价很高，认为中国之大，已自成一世界，非区区一王国所能比拟，除了还没有沐浴天主信仰的阳光外，已应有尽有，优越举世无匹。他还认为，柏拉图《理想国》中“哲学王”的理想，在中国已被付诸实施，显然，他把圣王当了“哲学王”，一如他用上帝称“天主”。

文化适应后，再加以科学引导，不仅引导百姓，还要引导朝廷，从医学到天文学，从天文学到几何学，他引导中国人，通过理性的阶梯，一步步去认识上帝，最后，从认识走向信仰。医学不离百姓日用，历来就是传教法宝，天文学在基督教，跟天堂有关，在中国，跟天命有关。利玛窦试图证明，基督教天文学，在观天象知天命以及修历法用于民生等方面更为有效，使中国王朝以天文学去接受天堂。

翻译《几何原本》，是近代史上东西方文明的初次合作，两位巨人在中国握手。

此前，中国思想史上曾有过两次对话。第一次是孔、老相会，开了诸子百家先河，从此思想之光，便照亮了中国，使中国有了历史的自觉；第二次是朱、陆“鹅湖之会”，开了宋明思想新格局。

而第三次，就是利玛窦与徐光启合作，以中西会通之科学为中国近代史开头。

利玛窦还用汉语标记，为明朝绘制了《坤舆万国全图》，在这张地图上，中国不中，大明不大，名为“坤舆”，实与天下迥异，他有意将新世界拿来在地图上展示，并把它献给了万历皇帝。中国人走出天下观，可以说，就从这张地图开始，万历皇帝“睁眼看世界”时，林则徐的爷爷都还没有出世。

二百年以后，又有一批新传教士舶来，那时，耶稣会已式微，取代者为新教教会。先是英国伦敦传道会麦都思、慕维廉、韦烈亚力等从马六甲迁至上海，建墨海书馆，立“麦家圈”，沿四马路传道，形成“布道街”。他们传教，除了坚持“文化适应”和“科学传教”外，还走上层路线，注重社会化和产业化，围绕墨海书馆，不是以传教，而是靠翻译，形成了一个新型文人社会和一片新兴文化产业，从科举制以外，为传统文人提供安身立命的新地盘和新饭碗，那些在科举之路上并不出色的文人，在这里却如日中天。

这些“秉华笔士”，同明末徐光启不一样，徐光启并不认为“君君臣臣”的儒生与天主教徒之间有什么不可逾越的障碍，孔耶可以会通，他当然也可以入教。可晚清不是明末，时代变了，人心也变了，最明显的区别是，晚清有教案，明末似乎还没有过。据说，墨海书馆老板麦都思，上海一开埠，就赶到中国来了，不幸的是，教案首先就落在他头上，他居然成了晚清教案第一人。时势如此，所以“秉华笔士”，仅对西方科学、文化感兴趣，对宗教则不感兴趣，尽管王韬译过《圣经》，而且他译的《圣经》还被英国教会作为汉语的标准样本，但他还是不愿入教。明末有士人入教，而晚清没有，这令教会心寒。

麦都思去世后，墨海书馆关闭了，慕维廉陈述他关闭的理由，就以为书馆在传教上没有取得成绩。好在江南制造局翻译馆兴起，那些有志于传学的传教士和“秉华笔士”们都投奔而去。

英国传教士从传教转向传学，而美国传教士则转而帮助中国外交，进而推动民主，先是雅裨理协助徐继畬著《瀛环志略》，以世界历史地理知识来确立地缘政治，以地缘政治而非以天下观来定位中国外交，以民主政治而非以君主专制来接续先王之道而求世界大同，恭亲王在京师开同文馆，即以此书为洋务必读书和外交常备书，曾国藩读之，而有向美国派留学生、往美国买机器办江南制造局之举。雅裨理与徐继畬，利玛窦与徐光启，一潜心于科学原理，一着眼于民主政治。

雅裨理向徐继畬介绍了美国“合众国为一国”的联邦制民主政治，徐继畬竟然心仪不已，另一位传教士丁韪良，是徐继畬在京师同文馆同事，徐还为丁著《格物入门》作序。丁为中国做的最重要的一件事，是将美国人惠顿所著《国际法原理》，译成《万国公法》在中国出版。这部公法，被当时西方国家公认为国际法权威著作，出版以后，与《瀛环志略》一同成为同文馆教材。这两本书，一本为中国确立世界观，一本将中国导入国际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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