化干戈为玉帛

李冬君

1、西域解放战争

郑吉，西汉江南人氏，在西域渠犁屯田，位于轮台东南。轮台东北，则有焉耆，是匈奴的地盘。匈奴在此设“僮仆都尉”，把西域各国作为自己的“僮仆”，统领之，奴役之。

匈奴据焉耆，以车师国为后援，对抗汉轮台、渠犁，而轮台、渠犁之屯田军，则与汉玉门关遥相呼应，形成犄角之势，直逼焉耆。汉管理西域，从敦煌向西，至盐泽一线进入，往往筑亭，以供汉使往来及商旅。而轮台、渠犁，各有屯田军数百人，为往来者供给。但因匈奴据焉耆，而虎视之，这一线常有危机。

车师，原名“姑师”，汉武帝时，与楼兰皆听命于匈奴，而拦劫汉使，东汉匈奴一如既往，以车师为门户，控扼天山南北两路。

郑吉出其不意，占领了车师，以天山为界，分车师为前、后两国及山北六国。前国在天山南路，都于吐鲁番盆地交河，后国在天山北路，都于“务涂谷”，在今吉木萨尔县，前后之间，有天山车师古道相连。

郑吉用兵，可以说是“以夷制夷”，实乃汉家正义。当时汉家在他治下所有兵力屯田卒不过一千五百人，而西域各小国发兵追随却有万余，可见，奔袭车师，乃西域联军。

西域联军，以汉军为中心，但非以汉军为主力，这是由战争性质决定的。对于西域各国来说，反击匈奴，是解放战争，是从匈奴奴役下解放出来，使“僮仆”，获得真正的国家身份。

据汉籍记载，当时西域有三十六国，或者更多，分布在塔里木盆地周围及天山山谷地带，人口多者八万余人，少者一两千人，在一块块不大的绿洲上，筑城而居，但常被匈奴以“僮仆”视之。

反击匈奴，解放西域，要靠各国自己，汉军因其势利导。这一战略转向，从根本上来说，是基于对汉武帝的《轮台罪己诏》的反思。但汉武帝虽然停止对西域用兵，但汉家势力并未撤出西域。被《轮台罪己诏》中止的桑弘羊的扩大西域屯田建议，到汉昭帝时又出台了。宣帝时，战略已明晰，以屯田经营国土，汉化西域。

以此用兵，当然节制，要打有限战争，使战争政治化，尽可能把汉家与匈奴争夺西域的战争，转化为西域各国自己的解放战争。这样，西域诸国就必须在政治上做出选择：汉化或匈奴化。要么接受西域都护府，纳入中国版图；要么被匈奴役属，继续做“僮仆”。

它们国小而富，财路连着汉土；民弱而畏，要汉家保护。而汉与匈奴，一“都护”，一“僮仆”；一赐予，一榨取。以是观之，汉军只要以逸待劳，在西域扩大屯田，发动解放战争，胜败已然。

当郑吉率联军，攻入车师，进驻交河时，那是“五争车师”的焦点。正是“白日登山望烽火，黄昏饮马傍交河”。就这样，他在车师，反客为主，同匈奴打了四年。他像钉子一样，狠狠地钉在了匈奴帝国的后脚跟上，使其摇晃。此钉不除，匈奴在西域难以立足，更何况车师地肥，汉军若屯田于此，匈奴老巢也不得安睡，不顾一切，起兵来争车师。

郑吉奉命撤离，还屯渠犁。撤离时，车师人民都要追随他，汉化以后，他们再也无法忍受匈奴人的奴役，于是，举国迁徙，搬空了车师，这是真正的空城计。

他给匈奴出了一道难题：进，还是不进，是个问题。匈奴本是行国，哪是城墙围得住的？进城，要的是人民和财物，人财两空了，还进城做什么？捧一座空城，就不得不移民、屯兵，这无疑是向空城输血，以维持它在天山北路的生存。而以往，它都是抽西域的血，输入自身。打了四年，拿下一座空城，又输了四年血，来养这座城，真是掉了魂。

郑吉的对手，是匈奴日逐王，是他在西域设置了“僮仆都尉”。本来，他在西域，翘起二郎腿来收税，城国虽小，却富得流油，一国揩一把，就美不胜收，多揩一把，准能搞定匈奴，把单于宝座搞到手。可他没有想到，在他的地盘上，竟然冒出了小兵郑吉。

霍去病，已夺走了祁连山；这小兵，又来夺他的天山了。他发现，这小兵的打法，与霍去病两样。霍是天才用兵，你快，我比你更快；你野，我比你更野；你狠，我比你更狠；要一战定乾坤。而郑吉用兵，以天时、地利、人和打总体战，不光打军事，更打政治。他从不以一国之兵与匈奴一决胜负，而是发动各国，打持久战，挤压日逐王地盘。

匈奴人重实力，你日逐王雄霸西域，为匈奴右臂时，当然可以做单于，可当你丢了大半个西域，龟缩于车师一隅，凭什么回来做单于？有家难归，他必须接受这个现实了。

思来想去，惟有向郑吉传递归汉的讯息，郑吉闻讯，喜极而泣，人言有诈，郑吉不听，西域解放战争，打了八年，他就等这一天，这一天终于来了，西域和平、汉家统一的契机，握在他手里。真正的对手，其实是知己，“知彼知己”，是兵法，也是伦理。而且，处在对立之中，更能看清对手本质，一旦握手，那就是相惜的知己。

郑吉从怀疑眼光的队列中走出去，迎接宿敌。日逐王且悲且喜：他以英雄待我，可谓光明磊落。率军穿越库鲁克塔格山，出铁门关，奔向渠犁平原，投奔大汉。蓝天白云下，苜蓿花开了，紫花美矣，征马肥矣，他意气风发，用牧人的长调，向远山呼唤，我来啦！

放下厮杀，夕阳无限好啊，郑吉骑马驻足，向远山眺望。日逐王来了，沿着孔雀河谷，从深山里走来。郑吉迎上去，与日逐王并肩而立，宣告天山南北统一。史家论道：“汉之号令班西域矣，始自张骞而成于郑吉。”

江南美少年郑吉，统一了西域，西域都护府就从他开始。

2、玉帛之路

天山南北统一了，汉家设西域都护府来治理。西域都护府的驻地，就在轮台与焉耆之间的乌垒。乌垒城位置适中，据丝绸之路要冲。

由此去龟兹、姑墨、疏勒，翻葱岭，可抵达大宛、康居，此即北道；往南，路通鄯善、且末、于阗、莎车，越葱岭，便是大月氏、大夏、安息诸国，此即南道；往北，经焉耆、车师，可去山后六国，西行至乌孙。

整个辖区，东起玉门关，西至费尔干纳盆地；北自巴尔喀什湖、准噶尔盆地，南至昆仑山、葱岭，第一任“都护”，即由郑吉担任。都护下有戊己校尉、屯田校尉、伊循都尉、丞、司马、军侯、都吏等属官。戊已校尉屯防在高昌壁；屯田校尉设在渠犁，伊循都尉在伊循。

这样一套建制，有模有样的，是汉家治理西域组织化程度较高时期，但在这套制度化的结构背后，真正的灵魂，还是江南美少年郑吉。

江南人而有西北志，不敢说从郑吉开始，但郑吉可代表之。汉家通西域，虽由一代王朝为之，但其意志应该可以说出于国民全体，借个体以显现。以个体而言，能反映“全体国民意志”者，莫如郑吉。

霍去病，原本就是龙门碣石一线人物，其西北志，如西北风，一吹便至，其所思所感者，当下即是，是起于地缘，发为风土，那是与生俱来的天性。惟江南人有西北志，跨越长江黄河两河流域，从中下游地，延及上游以及源头所在，从地缘角度观之，则相隔万里，从风土来看，可谓风马牛不相及。

这便是关键，无地缘感发而生的情志，是由文化，或贸易，引而发之。江南人入西北边地，慨然有澄清天下志，此由文化驱使，成就汉人的天下观格局，如西方传教士传播上帝福音之使命感而早于传教士。此外，还有贸易驱动，丝绸之路虽止于长安，而美丽的丝绸却源于江南。

关于蚕和丝，历史上有种种传说，考古亦多有发现，不光中原大地，从陇西到辽东，都发现了蚕种的蛛丝马迹，但最早的蚕在江南发现。蚕种初露端倪，是在浙江余姚河姆渡遗址里，而最早的丝织品，则出现在浙江湖州钱山漾遗址里，经有关专家鉴定，为家蚕丝织物。

古墓里有玉有丝，可以想见，那时江南人就穿丝佩玉。据说距今约有四、五千年，属于良渚文化时期。如果说嫘祖的传说是真实的，那么她很可能就是一位来自良渚文化的江南女子。后来兴起的丝绸之路贸易，如果追根溯源，或许应该深入江南之地。

江南不仅是丝绸原产地，即使蚕之花开遍中原以后，江南也还是绸之路上最重要的产地。从江南到长安，应该还有一条江南丝绸之路。

江南丝路以水路为主，不光运河通了如此，此前也如此。当年大禹治水，从西北到东南，就是走水路，他疏通河道，顺便来到良渚文化的地盘，在会稽山上留下足迹。当然此时，良渚人已经离去。离去的原因，据说与海浸和洪水有关，良渚人两支，沿水路迁徙，一支南下粤地，一支北上中原，他们的迁徙路线，便是水上丝路了。北上那条路线，后来通往西域丝路，而南下那条路线，也许就连着海上丝路。

四千年前那次气候突变，改变了史前文明的原有景观。两河流域下游文明，都在劫难逃，不光长江下游的良渚文化在逃，黄河下游的龙山文化也在逃，它们沿秦岭淮河一线，逃往中原。那时，可能宜于人居的地方只有中原了。

中原，是两河流域中游地段，背靠大山和高原，地势较高，不至于被水淹，气候较暖，可以躲过寒冷，文明基础也好，适合文化发展。不仅东方文化，被洪水追击，逃往中原去也，还有西方齐家文化，北方红山文化，也都在寒冷的驱逐下，投奔中原了。各路史前文化，在中原会合，形成了华夏文明，江南玉帛文化，就在这文明初曙之时开花了。

尧、舜、禹之所以伟大，就因为他们在中原逐鹿的水火中融合了投奔而来的各路史前文化，缔造了一个统一的文明——华夏并建立国家。

我们从这一时期中原各地的墓葬里，已可见那蚕之花。也许这就是那场洪水驱逐的大迁徙迫使良渚文化对华夏的贡献。还有作为礼器的玉，也出自良渚文化。良渚文化还多玉器，除了靠就地取材，想必还有一条采玉之路，来满足良渚文化对玉石的需求，这条玉石之路，与后来的丝绸之路有无关系，可以给我们留下无限的美丽的想象时空。

丝绸之路，由西方人命名，是西方价值观的反映。例如，古希腊人爱丝，对玉无兴趣，却专注于大理石，他们予石以美，敬石以神，在坚硬的石上，刻画飘柔的丝绸，看帕特农神庙之女神，身上就披着像空气一样轻盈而透明的丝绸。

笔者认为，古希腊雕塑和华夏玉器，是石器文明的极致。当石器退出实用目的，作为工具和兵器解体时，希腊人使石头精神化了，并赋予石头新的形式——雕塑，而中国人却从石头中，选了一种最名贵的玉，使玉制度化了，成为礼制文明的代表。如今雕塑还在，而礼器却式微了。

玉石之路，是针对礼制文明的中国人而言的，而丝绸之路，则是相对于商品经济的西方人而言的，这两条路，其实是背道而驰的。以天山南北为中心，玉石之路由西向东，丝绸之路从东往西，礼制文明对玉的需求，从来就不亚于希腊、罗马人对丝绸的向往和追求。

如果我们今天重新来给这条路命名，就不应该西方中心主义，仅仅表达西方人的要求，还要站在中国化的立场，表达礼制文明的理想。合理命名，要将二者结合起来，名曰：“玉帛之路”。“玉”是玉石，“帛”乃丝绸，这样结合起来看这一段历史，才具有世界眼光，才具有审美价值，才是名副其实的世界史。

汉人用玉，极尽恣肆，这从汉人的墓葬里可以看出，最著名者为金缕玉衣，尸体要穿玉衣，恐怕只有汉人穿得起，曹魏以后被禁止。汉文化挥霍玉，是因为汉人控制了天山，汉武帝还在河西走廊的西头，设置玉门关，这关的名字，就宣示了汉人对玉石之路的控制权，也给予了边塞诗人对西域无限的诗意。

有多少和田玉，从昆仑山下，经玉门关，被运往长安？长安贵族贪婪和田玉，他们生不离玉，死了也要长眠于玉。但他们对金币不感兴趣，墓里那么多铺地钱，却没有发现一个罗马金币。

汉人在西域，化干戈为玉帛，而玉帛之根柢，在良渚文化里。因此，深得玉帛之三昧者，并非河东美少年霍去病，而是江南郑吉。论用兵，当然是霍去病第一，论玉帛功夫，则首推郑吉。

汉文化将萌芽于良渚文化的玉帛功夫发挥极致，不仅控制了自夏、商、周三代以来的玉石之路，还拓展了自春秋战国以来的丝绸之路。

霍去病，以干戈断匈奴右臂，此为其盖世之业绩。而化干戈为玉帛，给西域带来商贸繁荣景象的，则莫过于郑吉。

《经济观察报》观察家文化版专栏――美丽生存

2014年3月1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