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袁世凯与荣禄之间

刘刚   李冬君

培根说：知识就是力量。其实，美也是力量。

如果说，男人的力量来自知识，那么，女人的力量则源于美。

赛金花很美，美得咄咄逼人，有多少人心甘情愿成为美的俘虏？

清末曾为巡城御史的陈恒庆在他的《谏书稀庵笔记》中说，赛氏辗转至京，“至吾家相府请安者数四，予因得而识面焉。初见时，目不敢逼视，以其光艳照人，恐乱吾怀也。”他写赛氏的美，写得歇斯底里，很可笑，也很真实。

官场如牌局，权力是好牌，最高权力是王牌，王室才能摸。皇帝变法，没有王室支持，只好自摸。可他摸来摸去，还缺一张牌——军权。

这张牌，握在老佛爷手心里，没有这张牌，他糊不了，输定了。

现在，老佛爷要将这张牌打出来，要皇帝去小站阅兵，放出胜负手。

光绪二十四年（公元1898）六月初的一天，大太监李莲英奉老佛爷懿旨，来天津与荣禄密谋，欲以阅兵为名，发动政变，废了皇帝。

赛金花当时正在荣府内，李莲英来，荣禄叫她出来相见。这一时期，她被荣禄包了。为什么要包她？好色是一方面，还有另一面——结党。

男人之间，能共享女色，方为死党。不能共妻妾，则包一妓女共享之。李莲英乃太后心腹，荣禄要巴结，特让赛金花侍候他。赛氏自谓：从来还没见过这般令人作呕的变态人。

皇帝自摸，摸到了袁世凯，想用他糊牌，封他候补侍郎，命他不必听荣禄调遣。荣禄特来祝贺，还带来赛金花。他害怕，又欢喜，叩谢不已。袁世凯有自己的打算。

当年小站练兵，发起者，最早并非袁氏，而是胡燏棻。据丁中江《北洋军阀史话》说，其中的关键人物是王修植。

胡燏棻曾将英使所交来的《应时练兵说帖》求王修植代拟条陈。当时，王修植任翰林院编修，对新政研究有素，大笔一挥，遂成两稿。

初稿以英使说帖为蓝本，二稿加以文字煽情，胡燏棻以二稿呈给督办军务之庆亲王和荣禄，因而得到练定武军十营。袁世凯听说后，便日日趋访王修植。

袁的手段高明，极会笼络人心，他先与王修植等人结成盟兄弟，几乎天天都要请王修植等到天津红灯区侯家后来吃花酒，当时赛金花正红了候家后。

袁当年在天津曾接待过洪钧，那时赛金花也在，他还夸过当年的傅彩云（赛金花作洪钧妾时的名字）旺夫呢，没想到洪钧福浅，经不起她一旺，便入黄泉，而今彩云亦沦为赛金花了。

赛氏没旺洪钧，看来到要旺他了，他在百岔胡同“金花”班里，搞定了王修植等人，这是给他一生带来转折的好运，从此他开始了小站练兵。

一番交往之后，袁氏求王修植代拟一个练兵条陈，王感袁氏知遇之恩，就把代胡拟的初稿，即英使练兵说帖，交给了袁氏。袁得初稿，早晚朗诵，紧记要点，然后缮正，求荣禄代奏。荣向袁逐条详询，袁亦逐条应对，对答如流。

荣禄大为赏识，开始携袁氏，谒见醇亲王和庆亲王，袁氏较胡燏棻能抓要点，加以胡乃绍兴人，官话不如袁流利，因此，袁氏便取代胡在小站练兵。

为此，荣禄还联名醇亲王奕譞、庆亲王奕劻、军机大臣翁同龢、李鸿章专折保荐袁世凯督练新军，说袁氏“朴实勇敢，晓畅戒机”，而胡因“奉命督造津芦铁路”，故将其已练之定武军交由袁氏，由袁氏统一督练新建陆军。

奏曰：“现先就定武十营，步队三千人，炮队一千人，马队二百五十人，工程队五百人以为根本，并加募步队二千人，马队二百五十人，共足七千人之数，即照该道所拟营制饷章编伍办理，每月约支正饷银七万数千两。”

戊戌事变后，荣禄带赛金花来，实乃旧事重提，而且彼此心照不宣。

交接仪式顶隆重，荣禄还特意为袁氏举办了一场西洋舞会。

舞会在天津紫竹林舞厅举行，这个舞厅，自打光绪初年就出现了。

紫竹林是天津老地名，清道光年间的《津门保甲图说》云：“故禅林也。附近居人，遂以名村。” 相传康熙初年，此地建观音庙，内植紫竹林。

1860年，天津开埠，为通商口岸，城南紫竹林村沿河一带划为租界。

英国人为始作俑者。据《天津租界社会研究》一书记载，英人最早的租地，范围自紫竹林起至大井庄长315.5丈；自紫竹林沿河起至海大道（今大沽路）宽115丈；又自大井庄河沿起至海大道宽71丈，面积为489.025亩。

次年，法国与清政府也签订了《天津紫竹林法国租地条款》，划定的法租界范围是：南接英租界，西近海大道，东北两面傍海河，面积约439亩。

租界当局在此兴建，筑路盖楼，设领事，控海关，开洋行，立学校，办医院，修筑码头和兵营等。“紫竹林”初为庙宇名，化为村名、街名、地界名。

光绪十四年，津海关道刘含芳等，用西法测绘“天津城至紫竹林图”。

其原址，经当时测绘，位于今和平区承德道与吉林路交口的东北侧。后来租界地拓展，其范围也亦扩大，形成了与老城厢相对的新地界——“下边”。

“下边”，是相对于作为“上边”的老城厢而言的，是一句口头禅。

冯骥才在“阐释五大道”一文里，言“上下”之分有二，一是年代，老城厢久远，而租界新起，年老者居“上”，年幼者居“下”；一是地势，老城厢在津西北，因地势高而居“上”，租界在东南，因地势低而居“下”。这两点理由，都是客观的，还有主观的：上下之分如华夷之别，华居“上”而夷居“下”。

清朝官员，在观念上居“上边”，而行为上却趋于“下边”。北洋的洋务要到“下边”去办，官员的私人性活动也因“下边”档次高、条件好，而多到“下边”去举行。娱乐业跟着官场走，“下边”一兴起，“上边”就衰落了。

候家后显然也在衰落，赛氏于其将衰未衰之时，进入紫竹林，套一句孟子的话来说，亦可谓“花之时者了”：“上边”花渐萎，“下边”花已开。

这“上下”之分，分出了两个天津，冯骥才说，一个是说天津话的天津，另一个是不说天津话的天津。其实，不说天津话的天津根本不是天津。

说天津话的天津，是守卫着天子的渡口——天津卫，而不说天津话的天津，则是在天子脚下扎的钉，一不小心就会扎透王权之踵，要了天子的命。

荣禄与袁世凯在这里结盟，他们不说天津话，也不去捍卫天子，而是在“下边”打着自己的小算盘，在天子和太后之间盘算又盘算，何去何从？

孙子曰：“多算胜，少算不胜，何况无算乎！”康有为等人，忙于宣传，而苦于“无算”，以“无算”而求袁氏，袁氏能不反水，翻了天子船？

政治最为功利，以胜算为目的。与其跟皇帝去冒险，何如随太后稳操胜券？舞会上，荣禄将赛金花“转手”于袁，袁笑纳之，彼此心照不宣。

《中国经营报》2013年12月9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