走向文化史观的晚近史

――读《通往立宪之路――告别晚清的近代史》

吴 鹏

（中国人民大学历史学院历史系  北京  100872）

晚清与近代，我们通常视为一体，不予分开，这是传统的朝廷与国家合一的价值判断和思维逻辑。刘刚、李冬君合著的《通往立宪之路》则把近代从晚清剥离，提炼出近代与晚清两条路径。该书副标题“告别晚清的近代史”明确把“晚清”与“近代”分开，认为晚清属于朝廷，近代属于国家，晚清史是王朝走向没落，近代史是中国走向民主与科学。这种晚清与近代的分离实际上是作者在《文化的江山》一书中“王朝中国”与“文化中国”分离的历史思维在晚近时期的逻辑延续，这种分离让人对晚近历史有了不一样的体味和解读。

立宪之路与文化中国

提及晚近，我们的头脑中首先出现的是晚清无尽的屈辱和近代无尽的革命，是传统叙事中中华民族逐步滑向半殖民地半封建深渊的悲惨历程，是革命话语中志士仁人抛头颅洒热血的激情岁月。晚清为王朝，革命为王朝的对立面，二者均为政治，均属王朝中国的范畴。那么，在王朝中国之外，文化中国在晚近如何生存的？存在的形式是什么？文化中国又是如何守住我民族生存的底线，推动我民族走向民族与科学的近代光荣呢？

作者在晚近的屈辱历程和革命岁月之外，提撕出立宪之路这个文化中国在晚近的存在形式。立宪似乎应属政治，但在作者眼中，立宪不是政治，而是文化。正如作者引用“立宪运动一分子”严修致友人信中所言“每念立宪根基，系于教育”（P456）立宪即教育，教育即文化，而立宪即文化。立宪本身实际上蕴含着文化中国智慧理念中的变革、务实、妥协观念，他既不保守也不激进。相对于晚清政治的保守，立宪主张变革；相对于革命政治的激进，立宪主张务实、主张妥协。

立宪这个文化挑起晚清与革命两个政治。它以变革的文化推动晚清政治走向更张。但政治趋向保守，连更张也不愿意进行，只有迎接激进的革命了。立宪是变革，但不是刺刀见红的革命式变革，而是务实妥协的变革，这更符合中国文化的传统底蕴与精神实质。在革命来临时，立宪又以务实妥协的文化推动辛亥革命显得不那么激进，而以清廷退位，五族共和的形式促进了民国的诞生。这样的光荣革命多了一份从容，多了一份和谐。

而作者所关注的投身立宪运动之人虽与政治多有瓜葛，但都是在以文化推动政治，政治只是手段，而非目的。推动朝廷立宪只是手段，并非延长晚清之命，而是挽救国家之运。如徐继畬著《瀛环志略》，严修兴学办教育，无不是以文化来挽救国运。即使是暂时栖居庙堂之上，亦是为国运计，而非为朝廷计。在他们崭新的目光中，文化中国已经超越了王朝中国，立宪之路即是挽救文化中国国运的不二法门。

文化中国的近代历程

立宪是文化中国在晚近的存在形式，那么将近代从晚清王朝中国中剥离出来之后，文化中国的近代又是如何发生的呢？梳理近代历程首先要明确文化中国的近代开端在哪里，作者摒弃了近代始于1840年鸦片战争的观点，认为文化中国的近代开始于明中叶。

关于近代史的开端学术界早已屡有争论，作者将近代史开端提到明中叶也不是新鲜观点，学界甚至还有将近代史的开端提前到北宋之说的。但是以文化中国，以近代性即“科学与民主”的发端，以徐光启与利玛窦合译《几何原本》、传统书院和民间海权的勃兴为论据，来论证文化中国的近代史开端于明中叶，则是作者的独到发明。满清入关，打断了中国的近代化进程。“清朝二百年，其所为者，就是反近代化”（P28）。所以，“近代救亡有双重使命，不仅要在列强的包围中求生存，还要将汉家江山从满人的统治下救出来”（P270）。曾国藩、李鸿章之所以坚持练兵而不轻言对外开战，便是为了保住手中的“汉家兵血”，用以造就“军事——工业复合体”政权，从满清王朝的手中，从列强环伺瓜分国运不绝如缕的危局中收复汉人国权。

近代性是作者此书中的重要概念，有了这个概念，我们考察近代史的立足点便不再是王朝中国即晚清如何被打破闭关锁国状态，一步步走向没落。我们的立足点便是文化中国如何依托民主与科学走向复兴，走向近代的光荣。而传统书院和民间海权则是作者提撕的文化中国近代化进程的两条起跑线。

书院是民间思想者的集散地，是改造中国的根据地，走的是从学术往政治的渐进的改良路径。徐光启、徐继畬、郭嵩焘、陈宝箴、曾国藩、李鸿章、袁世凯、康有为、梁启超，无论他们个人之间是否对立，但本质上走的都是这条路线。从洋务运动走到君主立宪，最终走向新文化运动。

民间海权是近代以来共和国兴起的根源，从郑成功到孙中山，走的都是民间海权的路线。郑成功“先占台湾，再取吕宋，继而夺取噶罗巴，控制台湾海峡和马六甲海峡，然后联合日本，光复中华”（P48）的战略构想只进展到收复台湾第一步便英雄先崩，壮志未酬。国姓爷“反清复明”的口号在近代与时俱进转化为民族主义，孙中山将民族主义收入三民主义，三民主义便是以华侨为标志的环中国海的中国民间海权之花所结的近代化的果。

从文化的角度审视立宪，以民主与科学的概念定位近代，以传统书院和民间海权作为中国近代化进程的两条起跑线。刘刚、李冬君对晚近史的关照，既显示了不同于学院派的历史情怀，又与之有着相同的问题意识，即近代中国从何处来，向何处去，更重要的是应该向何处去。这种对历史的解读是个体性的，历史研究不能定于一尊，不能只存一家之言，而应有不同的维度，不同层面、不同受众的历史学。

走出受害者心态的历史书写

作者以新颖的视角解读晚近，让我们对这段历史多了别样的体味，而作者历史书写中的诗意笔法亦让人沉浸其中，流连徘徊。本书具有很强的可读性，行文不落入史料中，让读者没有那种直面史料的疏离感。作者的笔法一如《文化的江山》中的笔触，将近代那些火药味浓厚的事件，以诗意的语言娓娓道来。像一位历经沧桑的智者在你身边缓慢叙说，不带先见判断，不带政治正确，只是事实叙述，带我们进入晚近那民族走向复兴的历史进程。文字间少了一些激越，多了一份平和，历史书写本应如此。

更重要的是，作者对晚近历史和人物的书写摆脱了长久以来郁积在晚近史著述中的受害者心态。从1840到1949，一个多世纪的丧权辱国、被动挨打，让我们至今无法摆脱一种耻辱感和挫败感，一言以蔽之便是“受害者心态”。我们在历史书写中往往着重强调列强是如何欺凌我们的，而有意或无意的忽略、回避了我们的当时的国际交往中的虚骄自大、盲目排外。在当时的对外交涉中，对一些损害我国家利益极大的条款不以为意，如海关税率、片面最惠国待遇；而对一些无足轻重或者是国际交往中的正常行为则严加防范，视为华夷之大防，如外交使节入京，外商入城等，这些行为至少为列强的侵略提供了借口。而作者则对这些一一进行了澄清，在畸形的民族主义极度膨胀的今天，作者的这种书写是需要极大勇气和相当理性的。

在对晚近史实的书写中，作者没有直接去叙述那些令人撕心裂肺的惨痛，而是把当时人物在面对这些惨痛时的挣扎与奋争融入其中。这种书写不因没有惨痛的叙述而让读者心中少了扼腕慨叹、壮怀激烈。相反，在感性的愤恨之外，让读者又多了一层理性的反思。

虽没有感性的控诉，但理性的反思亦让人血脉贲张。读此书，感受最深的不仅是国权沦丧山河残破的悲痛，更多的是时人对时局的忧虑，对世事的无奈，对救亡的挣扎，是那种知其不可为而为之的悲壮，是那种尽人事为我文化中国尽心尽力以求恢复的壮志未酬。全书字里行间无不充溢着一种对为挽救文化中国为民族救亡奔走呐喊的仁人义士们的溢美赞叹，充溢着对这些文化中国万古江山的载体——我民族最为珍贵的精英们的礼赞。如郑成功“假使他的梦真能‘成功’，那就不单是‘驱逐鞑虏，恢复中华’，且以海权光大中华，使中国早在17世纪便可以转型为一个伟大的海权国家”，徐继畬“一个用古汉语说新世界的人”，曾国藩“以名教手筋，跟皇上掰手腕，汉人从此收复国权”，石达开“他才是当之无愧的太平天国之魂，运动中有了他的身影，我们才从这场血雨腥风中，看到了真善美”，胡雪岩“唯一具有商战意识的红顶商人”，光绪“他是家天下的逆子，却是中国人民的儿子；他是帝制的叛徒，却是祖国的忠仆”，严修“以教育独立的新思维，创私立新式小学及女学，亦是近代学潮的‘第一推动者’”，蔡锷“他的南方军魂，为江山而立国体”，赛金花“地位卑微，却人格高贵”等等。只要我族文化不死，就会不断的有这样的甘为之赴汤蹈火在所不惜之子孙去救亡，去抗争。有赖于斯，我文化方能薪火不灭，我民族方能绵延不绝。

读罢此书，让人心中不住的涌起一股救亡之慨，一种立马起而行为当下我文化，为当下我祖国去拼搏，去奋斗的冲动。想我晚近以来，先仁已树楷模，立规模，起根基。我辈若不努力，何以颜面见我先仁？这便是走出“受害者”心态的历史书写的最大魅力，不是一味的控诉谴责，而是反思我们自己的行为，避免犯历史的错误，激励今人为文化祖国的复兴书写新篇。

晚近历史笼罩着革命与战争，革命通过战争取得胜利，革命史观亦垄断着晚近史的研究。但革命的眼光是一维的，只引导我们把目光投向那些革命化的英雄。而文化的眼光则是多维的，作者以多维的文化史观、文化眼光更多的关注徐继畬而非林则徐，关注石达开而非洪秀全，关注曾国藩、张之洞而非李鸿章、袁世凯，关注严修而非陈天华，关注赛金花、惠兴而非秋瑾，关注宋教仁、蔡锷而非孙中山、黄兴，关注资政院那些敢于公开同王权争夺国权的议员们而非黄花岗七十二烈士。今年是辛亥革命一百周年，但在作者笔下，我们看到那些奔走立宪的仁人比那些呼喊革命的志士们似乎更有光芒。革命易，立宪难，打破旧世界易，建设新世界难。所谓君为其易，吾为其难，是为此乎？

本书的正副标题亦显出作者走出革命史观，走向文化史观的努力。“通往立宪之路”而非通往革命之路，以立宪的文化眼光通往文化史观而非革命史观；“告别晚清的近代史”，晚清即满清王朝为革命的对立面，近代即文化中国，告别革命的对立面——王朝走向近代，即不以政治观点革命史观来解读晚近，而是以文化史观视之。“通往立宪之路——告别晚清的近代史”，既告别晚清，又不走向革命，而是走向立宪，便是“告别革命史观的晚近史研究”。近代要走出晚清，晚近史的研究也要告别革命史观，走出革命史观的垄断，走向文化史观。如此才是真正的晚近，如此方能真正的还原晚近。

《通往立宪之路――告别晚清的近代史》，作者：刘刚 李冬君

浙江大学出版社2011年5月出版

《经济观察报》2013年9月31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