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京报》专栏－－文化好东西－－悲剧与法典同时诞生

在哲学中，命运表现为逻各斯；在悲剧中，命运隐在秘索思（muthos）里。逻各斯是理性，而秘索思是诗性；逻各斯是规律，秘索思是意志；逻各斯是思维，秘索思是话语。

哲学的自由灵魂，也含有秘索思的基因，有了诗性与理性的冲突，哲学才有深度，悲剧才能获得崇高的审美意义。在哲学的追问下，一种发自于人类生命深处对命运的诗性体认油然而生，一种非理性化的由人性深层的抗拒意识而引发的审美风暴，在悲剧的大合唱中爆发出来，于是，惊心动魄的秘索思被释放了，化作惊天动地的惨烈之命运。哲学上，绝望的德谟克利特弄瞎了自己的眼睛；悲剧里，悲惨的俄狄浦斯也弄瞎了自己的眼睛，这就是命运。

悲剧直接表现出命运的跌宕，与哲学追问命运相映，史诗在启蒙了第一代哲人后，又启发了第一代悲剧诗人，希腊人没有止步于哲学的答案，他们还需要自由的美学形式——悲剧。

悲剧起于民间，农民于收获葡萄的季节，装扮成牧羊人载歌载舞，歌颂酒神狄俄尼索斯死而复生，这歌舞叫做“酒神颂”，历尽劫难，死而复生的狄俄尼索斯神，是希腊人的真正原型，在死亡面前重申生活的意志，在痛苦的深渊里荡漾起自由的欢欣。而阿波罗则是希腊人的理想，是光明和太阳之神，引导希腊人在秩序与规则中，走向自己的命运。

如果说狄俄尼索斯是奔向命运的诗歌的灵感，那么阿波罗就是赋予灵感以美学形式的理性；如果说狄俄尼索斯是悲剧的创生者，那么阿波罗就是命运的立法者，狄俄尼索斯代表了自由精神，而阿波罗则使自由具有了合法性；如果说狄俄尼索斯的意志难免要滋生野心勃勃的僭主，那么阿波罗的理性则终于培育了高贵的梭伦；如果说僭主是民主难产时应运而来的接生婆，那么梭伦则是为了迎接自由圣婴来临而建造法治摇篮的父亲。

啊！民主，以自由为母，以法治为父。作为一个过程，悲剧与民主彼此难解难分；作为一种精神，自由和理性相反而又相成。悲剧是自由心灵的产物，自由的心灵我行我素，如天真无邪的幼儿不断尝试着“错误”，难免要“过度”，要犯一些可以改正和无可挽救的“错误”。可以改正的“错误”还属于自由，无可挽救的“错误”则进入必然性范畴，而理性就是对必然性的把握。人类在不断的“试错”中形成理性，而立法就是人类理性与必然性的契约，是自由精神与命运的契约，正是在这一契约中，自由认可了理性的限制，从而获得了它的法权形式，与秩序相伴而行。于是，酒神颂变成了欢乐颂，悲剧与法典同时诞生。

《新京报》2013年8月27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