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题：走出中国样式

李冬君

工艺上，樱花作为装饰纹样登场，比文学更迟些。

尤其在染织方面，纹样活动，始于飞鸟（公元538－710年）、奈良（公元710－794年）时代。

当时，文化向中国一边倒，染织技术和纹样，都追求中国样式，把中国纹样，原封不动地拿来使用，而日本人自发的感性特征，却消失了。

那时的饰物上，常有鸟啄花的图样，读作“花食鸟”，不仅花被想象、理想化了，而且鸟亦如此，都形似长尾鸟和鹦鹉，在现实中很难见到。

其实，日本人不太喜欢用这样的抽象来简化事物，他们不擅此道。

而这恰恰是中国纹样的特征，以象征主义的抽象表现形式，来行道德和政治教化功能——“文而化之”，简化并教条主义了美的具体存在的形式。

以树和花为例，审美之眼，往往大而化之，忽略眼前的具像，而去求其理想像。如四君子之梅兰竹菊、岁寒三友之松竹梅，以及象征富贵的牡丹、芙蓉和被视为瑞木的梧桐等，花草树木皆被赋予了道德意义，道德评价主宰审美。

总之，中国样式的真善美，是知性活动和审美活动，跟着道德观念走。

日本人看樱花，渐渐摆脱了中国样式的影响，扬弃了善的理念，而完全基于樱的审美特征：五分开、七分开、满开、花吹雪、叶樱及红叶等。

樱之美，在于具体入微的细节，随朝夕变化，而呈现的美色，人以不同的情绪，来描绘樱的细节变化，就要走出中国样式，与实物进行比较。

中国样式的理想像，以永恒为目的，被渴望具体美的日本人放弃了。自然里，美很具体，无须永恒，当下即是。日本人重视眼前，关怀身边，以短暂的审美体验，代替对永恒的期盼，瞬时的美感，活泼而自然。

平安时代，日本民族精神，从中国文化的束缚中松动了。绘画中的花鸟，几乎抹拭去了所有中国要素，变成了纯粹写实，回归自然，自由了。春天的绿植虽然幼稚，却也在如实的表现自己，而非作为道德观念的喻体，逃避善，而趋于美。

一度被中国文化封闭着的日本人的形而下的感性意识开放了，很快就完成了绘画纹样与自然对象的同位，形成了向自然原型靠拢的艺风。

桃山时代，日本人确信满足其审美要求的是花瓣，在表现形式上，用了俯瞰性的观察方法，尤其在“唐织”上看到的樱花，自由而快适。

而江户的名所旧迹，樱花大都取材于《源氏物语》和《伊势物语》，有叙事倾向，不再观察一花一叶，而是着眼于樱树全体，有花有叶，有干有枝，荣枯随时，宛如叙事，有头有尾，好似物语。

樱花之拂晓，樱花之迟暮，此一根，彼一株，叶下，残留小花，花质淡泊、素朴，野一朵，野一茎，透出一点原野美。后来日本人更稀罕山樱，走在山上，山里的樱花，野得美哉！

樱花带着日本人摆脱了中国式审美的影响。

 《新京报》2013年7月24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