别墨

周人立国，高屋建瓴，东向以制天下。

国力所向，一出潼关，向河、洛，据东都，而经营黄河下游。

另一则出武关，向江、汉，及于淮域，而经营豫、鄂、皖一带。

第一线是武王伐纣、周公东征的路线，第二线是文王“翦商”，行南国的路线。由此两线，可见周人立国规模：东西向，在山、海间；南北向，在长江、黄河之间。

这一范围，就是我们通常所说的“中原”，是一代王朝的基本盘。

周人经营中原，用了三大法宝：一以继续革命的民本主义，清算商朝“率民以事神”的神权主义；二以封邦建国的封建主义，取代商的方国联盟，全面管控国土；三以军权取代神权，以职业化的常备军——“士兵”，取代兵民合一的“民兵”，为立国之本。

牧野之战，在《中国历代战争史》里，被称为“以少胜多”的战例，据说，商有兵力70万，而周的兵力只有数万，如此悬殊的对比，似乎印证了“大国商”与“小邦周”的说法。但实际的情形，有可能正相反。当时，还有一说，叫做“三分天下，周有其二”，自泰伯化行南国以来，“小邦周”早已改观，到了武王伐纣时，便有八百诸侯会盟津了。

所以，“以少胜多”，看来是假象。商军号称70万，这在上古之世根本不可能，如果其言非虚，那么只有一种可能，那就是70万人非战士，似为民众及奴隶。70万人出动，可谓“倾城倾国”，然，如此声势，实难言其兵众，反见其兵乏也。曰：何以见得？

其时之形势，商军远在东南，周人从西北捣虚而入，故能一战灭之。

然，商之战败，固由战略失误，也因兵制缺陷。商无常备军，寓兵于民，战时募集，以信仰为号召，以神权总动员，“率民以事神”，故为圣战，或曰“人民战争”。

纣能募集70万人，可见其动员力之强，但当时他的战士，已往东南去了，余则民众以及奴隶。纣以何方神圣动员民众？曰上帝。其时，纣正以宗教改革使上帝人格化，先使之与祖灵结合，实现“帝祖合一”，再与王权结合——“帝王合一”，使他成为世俗化的上帝。

他相信自己就是天的代表，是上帝的人格化的具体存在，他的使命就是要将神权化的商王国发展为帝国——上帝之国，将“帝王合一”的理念，坐实为民众生活。

70万人齐上阵，可谓全民皆兵，充分显示了纣的“帝王合一”的威力和号召力，纣之强大在此，其失败也在此。过分依赖信仰，而忽略了制度建设，过分相信神权，致使常备军短缺，由此亦可见商的统治力在神权不在军权，在信仰不在思想，而周人则反之。

天命在哪里？殷人说，在青铜和龟甲里，惟重器与灵物可承载之。

而周人则以蓍草算命。天地间，取了草来，分阴阳二爻，天命在此！

以算卦代替占卜，用阴阳二爻开了中国哲学源头，其命运意识已在殷人之上了。当殷人还在诉诸神秘的直观时，周人已开始了抽象的演算，以天地开头，以“既济”与“未济”之象收，将人事之方方面面及种种变化包含其中，立天之道，立地之道，立人之道，做整体思考。

殷人占卜，窥视裂纹，侦知偶然性，防范之，免受其袭击。而周人算卦，是要把握必然性。卜兆，颇似神谕，而起卦，则是认识自己，把自己放到64卦、384爻中去……

在天命无常的压力下，周经营着他们的理想国——中国，把政权放在民本上，以“保民”代替“事神”，为此，建立了常规军，为了防止文王“翦商”在周的“家天下”里重演，他们规定“礼乐征伐自天子出”，还以封邦建国的分封制，变更了原来的方国体系。

周初，以分封平天下，封神农之后于焦，黄帝之后于祝，尧之后于蓟，舜之后于陈，禹之后于杞，纣之子武庚于殷，以示共和；又以分封齐治周家，封师尚父于齐，周公于鲁，召公奭于燕，叔鲜于管、叔度于蔡，以示共享。荀子说，周初分封71国，其中姬姓53国。

虽然占了大头，但还不是家天下，所以，周人要继续革命，以观念上的民本主义、制度上的礼治主义和中国化的封建主义，来造就他们的理想国——周人的家天下。

分嫡庶以齐家，立长子以治国，以封建制定天下，小宗围绕大宗，家臣拱卫国君，诸侯藩屏王室，以血缘划分地缘，地缘扩张血缘，血缘地缘互动，营造家国和天下。对于异姓国，难以宗法一统者，即以婚姻纽带之，故天下之国，非其兄弟，即其甥舅。

其结果，自然便形成家天下。家天下还有另一面，便是以天下为一家，此为周人之理想，也是他们的战略。商之天下非家天下，乃方国林立的世界，而周人则以封建，将方国世界纳入家天下。历史上，还没有人像周人那样，将远大理想，化为实际战略，而且富于成果。周人务实，他们的理想，必有相应的战略配合，而战略，则以常备军来贯彻。

周设常备军，缘起于战车。战车兵，作为一兵种，当由专业人士受专门训练，盖因其非但技战术强，且组织化程度高，二者结合，方为持久战力，故非常备不可。而与之相应的社会基础已形成，其时，周已四民分业：士、农、工、商，“士之子恒为士”，正是这一社会化分工所导致的士人阶层的出现，为周设常备军源源不断地提供战力和财力。

石器时代，木石为武器，尚能遍及全民，至青铜时代，青铜为兵器，铜器难冶，甲士难得，故铜石并用，兵民开始相分，一到战车登场，“士兵”就替换“民兵”，而为常备军。本来，青铜兵器就很昂贵，加上更加昂贵的战车，一介战士，自然就非贵族莫属了。要到了黑铁时代来临，铁器再次普及于民，这才回归于耕战合一，全民皆兵，此为后话。

就此而言，牧野之战，也可以说是“士兵”与“民兵”之战，周以战车三百乘，士兵数万，与纣军战，纣军号称70余万，实无能战之兵，既无战车，亦乏甲士，多为“民兵”——木石之兵。商之初，以铜兵胜天下，克尽木石之兵，孰料其末日，反被周人克了。

周克商，靠战车。有人说，战车商已有之，汤伐桀，战于鸣条，就用了战车。然其所谓战车，乃乘载之具，非作战兵器。又曰，殷墟车马坑已出土战车。然据兵器史家杨泓所言，出土虽为战车，但作用有限，或为军官上阵用，尚未形成能一决胜负的作战兵种。

战车兵，作为一兵种出现，除了要有社会化的士阶层和制度化的常备军与之配合，其自身也要改进，才能成为有效的作战兵器。然则，商无备，而周人已备好了。杨泓说，周人战车，驾马增加，车毂附铜饰，车辐增长，轴头缩短，马具改进，适应车战的格斗兵器以及保护辕马的皮质马甲和马胄，使战车冲击力和作战性能提高，成为革命化的新兵种。

武王以战车革了纣的命，周公以战车运载他的理想国，继续革命。

幸亏有了战车，周人纵横捭阖，用战车的尺度，封建家天下，改变了中国，将个偌大的两河流域都摆平了，原来商帝国的势力范围，都变成周人结结实实的地盘了。

《中国经营报》军事专栏――挑灯看剑――革命与继续革命的战车

 2013年7月7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