通往奴役的辩证法

         李冬君      

春秋时期，与子产同时，郑国还有一位辩者邓析，此人的行径，颇类古希腊智者，用“两然”、“两可”法教民争讼打官司，民从之学者不可胜数。

什么是“两然”、“两可”呢？犹如辩论中的正方和反方，要从正反两方面都说出道理来，正亦然，反之亦然，正亦可，反之亦可。《吕氏春秋》里有这样一个“两然”、“两可”的故事：

新郑境内的洧水，有一年发了大水，有人渡河时，落水淹死，尸体被人打捞上来，就开始做交易，捞者以为奇货可居，死者家人着急。死者家人请教邓析，邓析说：一文钱赎金也别多出。放心吧，对方只能把这具尸体卖给你，除了你，没有人会要这具尸体，还怕他不卖给你？尸体不能长期存放，只要你拖着，自然会降价！死者家人一听，觉得言之有理，就耐心等着，不着急了。捞者也来了，找邓析出主意，邓析说：一文钱赎金也别降低。理由是，对方除了在你这里能买到那具尸体，在别处是买不到的！那人一听，也不急了。

对此，有人以现代职业律师方式视之，当邓析以“两然”、“两可”来对付国法时，便以为他是个民主斗士了。

其实，这是个误会。律师可以代表原告，也可以代表被告，“两然”、“两可”仅此而已，但决不能以此来解释法律。

法律不合理，可以拟议，但法的精神要肃立。邓析造竹刑，“数难子产之法”，也许他的竹刑，在法理上更为精致，在判断上更加合理，但他的所作所为，却是对法的精神的叛逆。

据说，子产不胜其辩，故“执而戮之”，战国时已有此说。然而，据钱穆考证，驷歂杀邓析而用其竹刑，事在《左传》定公九年，而子产死了已有二十一年，此见《先秦诸子纪年·邓析考》。可见子产还是容忍了他的捣乱，如子产不毁乡校。

邓析的思想和人格，有辩者和治者两面。作为辩者，他用“两然”、“两可”法揭露刑书的矛盾，击中了子产“民主尝试”的要害。本来，刑书的“两然”性，使刑法含有了民主因素，诸如平等性和公开性等，而邓析的攻击，恰恰就对着这一点。

当叔向批评子产“乱世”时，邓析已在拨“乱”反正了。然而他的拨“乱”反正，却是以犯上作“乱”的方式进行的。当驷歂废了子产的刑书，改用他的《竹刑》时，那点民主因素就消失了，而他本人也就死到临头了，什么叫“作法自毙”？这就是。

汉代刘向说，可以“用其道不弃其人”，但这行不通。因为正是刑书“两然”，使其言论自由有了合法性，一旦“两然”消失，他也就该死了。刑与人岂能“两可”？用其刑必弃其人！

不是驷歂要杀他，是他的《竹刑》要杀他。

明代王世贞《邓子序》说：“孰谓驷歂失刑哉！”邓析之死，乃治者邓析，杀了辩者邓析，是以辩者的头颅，祭了治者的刑法。治者邓析，主张“民一于君，事断于法”，是个专制主义者。

《新京报》2013年7月4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