民主东与西

李冬君

在中国思想史上，子产是孔子的先驱，时代的先知。

春秋时，郑国是新政发动机，孔子谈仁政，就以子产新政为样板，赞美子产“有君子之道四”，这些话都在《论语》里。孔子的理想，是成为周公那样的人，辅明王而行王道。其次，则如管仲之遇桓公，能以霸业渐进，而行王道。

然而，切合实际的，是象子产那样治理一个千乘之国。子产铸刑书，晋国叔向批评道：为了防民起争心，先王想方设法，尚且防不胜防，而你却要立刑书，有了刑书作依据，民知争端，礼就没有用了，郑国要乱了。子产回答说：立法是为了救世！

执政头一年，国人不理解，恨得咬牙切齿骂子产：计算我家财产来收费，丈量我家土地来收税，有谁来杀死他？我也要参与！三年以后，国人都改了口，说：我有子弟，子产来替我教诲；我有土地，子产来教我开垦；子产如果死了，还有谁能继承他呢？

郑人游于乡校，对子产评头论足，有人要毁乡校，子产说：让他们说吧，“其所善者，吾则行之；其所恶者，吾则改之”，他们都是老师。孔子听了这番话就说“人谓子产不仁，吾不信也”。

当时郑有七个大族，号称“七穆”，而子产居其一。子产执政，是由其它六穆推举的，其地位，很有些象梭伦改革之前的希腊城邦首席执政官，颇有贵族寡头制的味道。他本可以如齐之田氏、晋之三家，可他作了另外的选择，做一次民主尝试。

子产约与梭伦同时，略早于克利斯梯尼。其政治改革，不及梭伦，也难与克氏并论，但称为一次民主尝试，并不过分。《梭伦法典》和子产刑书，都是贵族反对贵族而产生的民主。

可忌妒，是人的天性，在这一点上，民主制尤甚。在幼稚的民主制里，忌妒产生僭主，平等导致专政，群众的自由往往培育出独裁者。梭伦走了，庇西特拉图成为雅典第一位僭主。

他把公民召集到广场，统统解除武装，要求代表他们行使权力。他与梭伦一样，有着民主的思想，这使他的独裁，看起来象法兰西的雅各宾党，采取了激进的人民民主专政，人民以他为荣，称他为仁德之君。可他的儿子继位了，这就意味着世袭王权。

贵族卷土重来，来了克利斯梯尼。他以革命，打倒了庇西特拉图家族，但他并不以革命为合法性。作为革命者，他以革命扬弃革命；作为独裁者，他以独裁反对独裁。雅典人幸运，他们不仅有纯粹的立法者梭伦，还有真正的革命者克氏，用“陶片放逐法”，为了民主而放逐革命，为了合法性而放逐独裁者的野心。

这与儒家的圣人革命观不同，显出了君主制与民主制的差异。君主制是王朝政治，王朝更替以革命推行；民主制是议会政治，通过选举而使政府具有合法性。革命产生“人民信托”的政权，而选举则产生“公民契约”的政府；“人民信托”是国家正义的基础，而“公民契约”则是民主“合法性”的根源。

东西方几乎同时开始了民主政治的实验，不幸的是，子产的尝试，只有那么一点就停止了，在王权主义的传统语境里，早已解构了这次民主的尝试，使之成为一个王道的例子和一次仁政的回忆。

《新京报》2013年7月3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