春秋人的观念转型

刘刚  李冬君

公元前11世纪，西周灭商。王国维说，殷周之际的革命，是一次最为深刻的革命。

这次革命，不光是王朝政治革命，还是思想文化革命。政治革命在西周初年就已完成，而文化上的继续革命，直到春秋时期才算告一段落，核心价值观，从商朝的神化统治转型为自西周以来的圣人政治，这才是王国维先生所说的革命深刻处，以圣化取代神化。

当文化革命在春秋圣化大趋势里完成时，中国传统政治文化就基本定型。关于春秋圣化大趋势，材料主要依据《左传》，《左传》以孔子的《春秋》为本，纪年从鲁隐公元年开始。 

通过对材料的梳理，可以从三个方面，来看那个时代的观念转型。

从民心到人性

春秋人论人性，萌发于“民本主义”，以战争为催化剂。

在人性论诞生之前，春秋诸子将民本主义推向极致，主要表现在他们对民、神关系的评价和取舍上。桓公六年，楚师入侵身边小国隋，就是那个曾侯乙墓出土青铜编钟的隋国。季梁对隋侯说：

“夫民，神之主也。是以圣王先成民而后致力于神。”

在民神关系上，以民为主，渊源虽来自西周初年“天听自我民听”，而如此鲜明地表达出来，则是春秋人的精神。抉择于祀神与修政之间，春秋人毫不含糊，首先修政！隋侯听了季梁的话，“惧而修政，楚不敢伐。”

这不是季梁一个人的思想，而是一种时代精神。还有比他更激进的，庄公三十二年，有一位虢国人史嚣就说：“国将兴，听于民；将亡，听于神。”

在民与君的关系上，民的地位，也被置 于君之上。

僖公五年，邾文公卜迁于绎地，巫史解读占卜说：“利于民而不利于君。”邾子立刻辩道：“苟利于民，孤之利也。天生民而树之君，以利之也。民之利矣，孤必与焉。”遂决定搬迁。

然而民心多样，很难捕捉，如同民心多岐路，君随之有时而亡羊，站在十字路口上左看右看，都是民心。昭公四年，郑国子产作丘赋，国人骂之，子宽担心，说：“政不率法，而制于心；民各有心，何上之有？”正是对于“民各有心”的担忧，人性问题被提了出来，人心多变，而人性永恒。

人性论的提出，是从对人本质的考察入手的，在人心叵测的背后，有没有相对稳定的人本质？又如何从人的本质里提撕人性？《国语·周语》里，最早提出了人性一说，周卿单襄公说：“夫人性，陵上者也，不可盖也。”晏子有一句话是对这一句最好的解释：昭公十年，晏子说，凡有血气，皆有争心，这就是人性。

人性可化，但不能高压，要以“义”来引导人的好利之性，这样就对人性提出了政治伦理要求，而圣化，就是从这一要求出发来“化性”的，约束人性。

人性与民心，如赫拉克利特所说“一是一切”，“一切是一”。人性是“一”，民心是“一切”，只要人性“定于一”，民心也就搞定了。

从有德到有道

“德”，在西周政教中居于核心地位。

相对于殷王是神的化身而言，周天子则因“德”才配享天命。

然而到了“王命不行”的春秋时代，“德”也开始游离于王权之外，不再是天子独有，这样反倒使它在摄取了新的伦理要素之后获得了普遍性，人们开始用“德”提升自我，普通的生命个体也来分享“德”的不朽。

襄公二十四年，范宣子问穆叔什么是“不朽”，穆叔回答说：太上有立德，其次有立功，其次有立言，这才是不朽。而不是保一家一姓，守一宗一祠，世不绝祀，这样的人不稀罕，哪一国都有；“禄之大者”即官当的再大，也不能算作不朽。

他高扬了不朽的精神性、事业性和思想性，认为这三方面的成就，才具有永恒的价值。而“德”在这“三不朽”中，具有最高价值。

尤其是春秋中期以后，人们又认识到，有德与无德，都要接受天道的检验，天道以其客观性成为普遍法则，天道是一种远在“德”之上的强大力量，推动着社会政治大变动。道对德的超越，是春秋人对周文化的整体提升。

如果说礼是制度性权威，德是伦理性权威，那么道就是必然性权威。

昭公三十二年，赵简子问，为什么鲁国季氏赶走了国君，而人民会服从他？史默就用天道来回答，说国家无常，君臣无常，天道从来就是这样。

《国语·越语》引范蠡言：“天道盈而不溢，盛而不骄，劳而不矜其功。”所言本属于德，以道言之，也合情理，道可以兼德，而德不能替道。

道为最高本体，为普遍法则，与之相应的主体，则为圣人，圣人与天道合一，掌握对天道的话语权，但毕竟有一种理性的尊严。王朝更迭不已，而由人类理性确立的道，却成为人类制约人性的普遍法则。

无论是在多么厚颜无耻的年代里，“天道”总是以其独特的方式诠释着人类的理性，这是春秋诸子的一大贡献，王权失落了，理性益显其尊严。

从礼仪到礼义

春秋“礼崩乐坏”，似为古今学者之共识，皆以“共主衰微，王命不行”为礼之秩序崩坏之表现。如果抛开周室与王命的礼来看当时的礼，就会发现春秋时期有一种新的礼兴起。

在“王命不行”时，礼却成为诸侯各自为政的“国际准则”，并沿着两个路径发展下去，一是仪式化的礼仪，一是道德化的礼义。

原来旧的规范性的礼，上升为普遍法则，人们开始强调礼的精神功能和本体意义，其结果使理性思维的自由能量得到空前释放，思想获得意外收获。

昭公五年记载：鲁侯去晋国，一路上，全无失礼之处。晋侯对女叔齐说：鲁侯很懂礼吧？女叔齐回答：鲁侯哪里懂礼！晋侯问：为什么要这样说呢？他的行为都合于礼呀！答曰：那是仪呀，不是礼。女叔齐的礼仪之辨，扬弃了仪，将时代精神“义”注入礼。

赵简子问子大叔，与人交往怎样行礼，子大叔回答说，你说的那些都是仪，不是礼。问：那么什么是礼？对答：天之经，地之义，民之行。

天经地义，具有自然法性质，从自然法里引申民法，就是礼。礼因此而为“普遍原则”，而为“绝对价值”，而拥有“博施于众”的实践理性。当贵族特权之礼溃于无常时，普适之礼反而上升为绝对精神。

关于礼的起源，除了礼与天地并生说，还有礼从义出之说。与礼相比，春秋人对“义”解释更为精彩，他们将“义”注入礼，使礼新生。

春秋人并不过于看重礼的起源，他们更加强调礼的世俗意义——礼义：“君令臣共，父慈子孝，兄爱弟敬，夫和妻柔，姑慈妇听，礼也。”

尤其强调礼作为国际关系的基本准则，而发挥其积极的作用。维护礼是国际社会的普遍要求，《国语·周语》谈到晋文公必霸时说：“晋侯其能礼矣”，“成礼义，德之则也。则德以导诸侯，诸侯必归之。”礼在国际关系中的仲裁作用，主要是基于王权的礼义原则，但民意也很重要，在霸政之下，民心所向，是礼的一个重要指标。

国际制裁常常受民意的引导，君无道于其民，诸侯共讨而执之。比如楚王，他听说蛮氏动乱和蛮子没有信用，于是派兵杀之，占领蛮氏，然后复立蛮氏的儿子，世人以此为“礼也”。《左传》里记载的此类事情甚多。

西周从11世纪到771年，经历12王，275年，东周从公元前770年开始，包含了春秋战国两个特征鲜明的时代，战国以后，中国文化又发生了一次革命，通过兼并战争走向大一统的王权。

《中国经营报》2013年6月30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