以先王之道看世界历史

从古希腊的梭伦到美国的华盛顿，有一种精神，民主的精神一脉相承。有一种理想，人民共和的理想，历尽千年而永放光芒！

徐继畬写了一本世界历史地理书《瀛寰志略》，书中可见他的眼界。他从“小国寡民”的希腊城邦民主制，看到的还是“小康”身影，可他从米利坚联邦民主制的辽阔土地上看到的却是“大同”曙光。米利坚国土与欧罗巴相当，欧罗巴因宗教而分裂，而米利坚却以联邦制统一为共和国。他对统一有价值偏好，大概是基于中国先王之道的“大同”观。

他曾经盛赞罗马，就因为罗马帝国差不多将欧洲都统一了。但罗马的统一，乃征服之果，并未统一于共和。由统一造就的帝国，不是共和国的放大，而是“一国两制”——帝制与共和制交叉，民主与君主混合。那时，共和主张，还未成为普世理想，罗马对内共和，对外征服和掠夺，直至近代西洋诸国崛起，亦无一例外，是不会在殖民地建立共和国的。

惟有米利坚以共和为普世理想，行走在中国先王所指引的“大同”的康庄大道上。“大同”就是大一统，是民权大一统，还是王权大一统？是专制大一统，还是共和大一统？

徐继畬坚信，先王“大同”之道，就是人类共和大一统。人民共和思想，发源于中国先王，但制度滥觞，却始于希腊、罗马“民废王”。西周也有过类似机会，周公执政，本可以像梭伦那样，以和平演变实现其民本主义理想，可他退却了，退到了“家天下”——民本主义的底线上，还权于王。还有一次机会，像罗马一样，国人以暴力驱逐了王，可共和了一阵以后，还是还权于王。没有王，王朝会怎样？没有王朝，中国不堪设想！这是西周人的设想！

不仅中国从此走向王权主义，连希腊、罗马在走向帝国的征途上也迷失了方向。古代共和国还局限于城邦，一把它放大到帝国的版图上，就会走样，从雅典城邦到亚历山大帝国，从罗马城邦到罗马帝国，哪一个没有走样？帝国解体以后，虽然教权代替王权，教皇代替帝王，但古代共和国的理想及其制度性硬核还在，它们通过宗教改革从新兴的民族国家中凸现出来。近代共和，已从城邦共和走向了民族共和，这是一个契机，宗教战争由此转化为民族战争，民族独立的战场，往往就是共和国的产床。

荷兰共和国，就是在与西班牙的战争中诞生的，是路德以来的宗教改革，催产了这个共和国。还有英国革命，也是在民族战争的背景下进行的。徐继畬在《瀛寰志略》中说：查理一世恣欲，英国人怨叛，便把国王送上断头台。“大绅”克伦威尔“摄政”；伦敦“有公会所，内分两所，一曰爵房，一曰乡绅房”。“爵房”，即参议院，“乡绅房”，是众议院。国有大事，先由爵房公议，决其可否，再转告乡绅房，由乡绅大众同意后，方能实行。民间有事，则先报乡绅房，然后转达爵房，爵房公议可行，最后才“闻于王”。“两房”有分工，刑赏、征伐、条例诸事归爵房，增减课税，筹办帑饷，则归乡绅房。这是说英国的共和时代。

但共和国给欧罗巴带来的不是“共和”时代，而是走向帝国主义的战国时代。

徐继畬对此有自己的看法，拿破仑是战国时代的发动机，在欧罗巴各国的历史上，我们都能看到他这一时期忙碌的身影，率领法兰西共和国的军队，奔赴欧罗巴各国的王土发动“民废王”之战，与西班牙战，与奥地利战，与普鲁士战，还与俄罗斯战，与英国、荷兰战等，皆因其民“争先处强，不居人下，偶有凌侮，必思报复”，其慷慨喜战，有如中国秦风。然其用兵，往往仗义执言，非专为牟利而战，为共和扫平封建屏障。

日尔曼列国尚未统一，普鲁士刚刚兴起，徐继畬睿眼看出了日尔曼的王气，称日尔曼列国为“欧罗巴之中原”，“似中国之嵩洛”。“嵩洛”，即嵩山、洛阳，为我国中原之地标。“王气”初曙，俾士麦崛起，以铁血统一日尔曼列国为德意志，成一新型战国发动机。从普法之战到第一、二次世界大战，皆因“西土王气之所钟”，而发动于“欧罗巴之中原”，其见识何等深远！

徐继畬在讲述英俄争雄、俄土之战等欧洲帝国争霸历史时，却另眼相看瑞士共和国。

处战国时代，西土竟然也有如世外桃源者，“瑞士，西土之桃花源也。” 这片桃花源，居然就在战国中间——“日耳曼之南，奥地利亚之西，佛郎西之东，意大里亚之北”，其地“东西约五、六百里，南北约三、四百里”。在老子看来，这便是“小国寡民”——最自然的国家，如孟子所见，则似文王以百里之地，行仁义而王之者。桃花源在万山丛中，尤为难能者，竟于崇山峻岭间，立一联邦国，徐氏言之曰：“初分三部，后分为十三部，皆推择乡官理事，不立王侯。”

此言瑞士联邦，初由三州联合，后来增为十三州，各州自治——“择乡官理事”，联邦共和——“不立王侯”。政府治官不治民，“惩硕鼠之贪残”——治官也，于民则无为——“自成卧治”。其土皆山，成为自由的摇篮，不仅“山水清奇，甲于欧土”，且有“独立之精神，自由之思想”泛滥，列国王侯，各拥强兵，对此竟然“熟视而无如何，亦竟置之度外”，故徐氏一叹再叹曰“岂不异哉”！

其民“以牧畜为生，夏月驱牛羊入山，秋冬乃返”，与麋鹿群游，倘佯于密林丰草，幽谷清涧，诚如庄子所言之“天放之民”。山国自然之美与山民朴素之美交融，造就了“憨勇”的思想者和战士。以其人能思，故立国有远谋，以其民能战，故“数百年不见兵革，称为西土乐郊”。为了自治，他们战胜了奥地利入侵，驱逐了日耳曼占领，以其“憨勇”，不仅为战国时代的欧罗巴，提供了最优秀的雇佣兵战士，还为法国大革命的思想者和革命者，提供了一种精神——卢梭般的天真和马拉式的忠诚。

宗教改革以后，许多受迫害的加尔文教徒投向这片自由之土，他们从法国奔向日内瓦，来者多为手工艺匠，瑞士钟表工业由此而兴；法国革命以后，法国贵族也纷纷来到日内瓦，开办私人银行，为法国资金流入提供保障。这一“银行秘密”，大概也吸引了拿破仑，嘉庆三年，拿破仑曾以兵力强取瑞士，并将其改为十九州。后来，拿破仑战败，维也纳会议重新划分欧罗巴版图，将瑞士增至二十二州，并以之为中立国。

美国人甘明，曾向徐继畬介绍瑞士，极言其山水之奇秀，风俗之淳古。中国历史上，惟有上古时代，尧舜之时，当得起“淳古”二字，那是先王之道的美学标志，徐以此极言瑞士民风，是对自由独立、民主共和精神的高度赞美。然而，结尾时，徐氏以深深一叹，发人深省：“惜乎远在荒裔，无由渐以礼乐车书之雅化耳！”徐氏何以有此一叹？“淳古”为先王之道，“礼乐车书之雅化”乃周孔之教，所谓“雅化”，是想将“憨勇”之民，化为“礼乐车书”文质彬彬之君子。

独立自由的“淳古”之民风，甘愿堕入宗教极权主义的信仰之迷思中，徐继畬虽未明言，但其意味深长的一叹，令笔者油然而起如是之思。不是所有的民主制，都会自动走向天下为公，在国家利益的驱使下，民主也会异化。如雅典，民主只对它自己的公民，而非面向天下之人，其特权，如犹太民族之于耶和华神。耶稣的功劳，正是对犹太人的宗教作了改造，使之成为人类的宗教，而民主制，则还在民族国家的窠臼里，没有向全人类敞开怀抱，在国际关系中，帝国主义还是历史的主角。

从雅典城邦共和国到亚历山大帝国，从罗马共和国到罗马帝国，从法兰西共和国到拿破仑帝国等等，迄今为止，各国的民主制几乎都被历史的惯性——无比贪婪的国家利益推向帝国主义。

《中国经营报》通往立宪之路专栏2012年11月3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