刘刚冬君 

索尔仁尼琴是谁？想必我们都已默然于心。对一位作古于本世纪初的老人，我们称他为“索翁”。敬仰他，是因为他一个人仅用一支笔就敢同一个超级大国的极权制度作斗争。

在前苏联时代，他是被极权政府流放的“持不同政见者”，苏联解体以后，他又成为西化民主派的反对者，痛责西化之路导致了人道状况与自然生态的退化、以及心灵与环境的恶化。

在荣获诺贝文学奖之后，他手里还拿着批判的武器，从对苏联极权主义的批判，转向对俄罗斯西化的批判，矛头指着戈、叶二人。此举，令人思之匪夷，在他，却是一贯的。

难道他是个天生的反对派，是一切政权的天敌，与所有主义悖逆？

那倒也不是。他毕竟有底，其底气，不仅来源于他作为自由之思想的个体，还来自俄罗斯民族的历史，而民主制度的根柢，既在他独立的个体性里，也在俄罗斯民族的历史性里。

1、开历史的倒车

《倒转“红轮”》，这书名是趋于道的，特显庄重。说“红轮”似法轮，又说是历史的车轮，就很有点“反者道之动”的意思，若持异议，“倒转红轮”也可以说是“开历史倒车”。

历史的车轮，并非总是“滚滚向前”，似乎古人比我们更懂得这一点，老庄哲学就反对将文明的样式越做越大，尤其反对将政权越做越大，号召人们回归自然，也就是“倒转王轮”。

“王轮”滚滚向前，追求天下观：“普天之下，莫非王土，率土之滨，莫非王臣。”在通往大一统的道路上，“王轮”势不可挡，顺我者昌，逆我者亡，谁敢去“开历史的倒车”？

不过，老庄那时，“王轮”才启动，还不知“王道”在哪里，连王自己都问：我从哪里来，往何处去？孔子以“祖述尧舜，宪章文武”来回应，就因为人是历史的产物，而“历史的经验告诉我们……”老庄也这样说，您啦，“从哪儿来，回哪儿去”吧！人从自然来，当然要回自然去。

而与自然相应的，并非以天下自居的大一统王朝。王朝回归，先要减肥，“损之又损”，“损”至无为，就变成“小国寡民”了，如孟子所谓“百里而王者”……

索翁荣归时，苏联方死，代之以独联体，正可谓“红轮已死，黄轮当立”。如以“红轮”喻苏联以示赤化，那么“黄轮”就表示独联体要“黄”了，其“损之又损”，似秋风中落叶。

红轮到头了，前面已无路可走；黄轮出轨了，偏离了俄罗斯发展的历史轨道。何去何从？需要重新思考。索翁毕其一生都在思，不在现代性里思，而在本源处考，不是以一个现代化的学者身份来作专业性的思，而是像两千年前文明开化的先知那样，从人性上思，为民族的命运考。

如果说现代化的思以学理性为标志，那么轴心期的思则表现为先知，那是充满了悲剧感直奔命运而去的知，是对思及思之对象的满怀敬畏的知，是于存在的本源处直接面对真理的天启之知。轴心期的知与现代性的思之不同在于，前之真理，尚未有定理，更未成定式，当由天启，而后之真理，已有定理，亦成定式，求之者，须经由定式、定理入室，剥理性之茧，抽逻辑之丝，织而得之。

因此，当我们视他为“持不同政见者”时，就已将他放在现代化的“常识”上，用定式、定理来观照了。“常识”是大众化的理性，难度先知之心，例如，“常识”认为，反对极权主义必然要转向自由主义，之所以说“必然”，因历来如此，已由“历史的经验告诉我们……”云云。

可先知就是先知，知的超验与超越，突破“常识”。当“常识”说他是某个政权或某种主义的反方时，老是忘了还要加上“不仅”两字，因为他的存在，总是比常识赋予的要多一些。

2、当代文明的反方

他“不仅”是某个政权或某种主义的反方，还是当代整个文明的反方。

我们看当代文明，有一显著特质，那就是西方自由主义与东方极权主义对峙。或曰，索翁之命运，即缘起于斯。俄罗斯自由之子，生来就反专制，因其自由意志，而与极权为敌，终于流放，却被自由主义收留。本来，求自由而得自由主义，可谓幸事，以大团圆论之，莫过于此。

可如此说来，不过“常识”而已。当你为他庆幸，以为他在自由主义里大团圆时，他偏要超越，自处于“二律背反”的悖论中，既作了极权主义的反方，又充当了自由主义的反方。

反了极权主义，为什么还要反自由主义？那是因为他要自由，不要主义。人生而自由，来自上帝，那是不能反的，而主义，本来是思想的二手货，充其量是一种思想的款式，可它反过来，不但成为了思想的定理和定式，还成为了衡量思想的尺子和标志思想的旗帜，反而要思想向它看齐。

一切主义，都带有极权化冲动，连自由之思想，一旦被主义化了，也难免。

当自由之思想向自由主义看齐，当自由主义成为自由之思想的标准，用来检验自由之思想正确与否时，可想而知，那样的自由之思想还能自由得起来吗？如果思想的主义化为势所必然，那么自由主义与别的主义之不同应在于，自由主义在本质上趋于“反动”——“反者道之动”，或曰，自由主义天然的就是反省的、反思的、反抗的，不仅反对他者，更反对自身，索翁之专为反方，当作如是观。

然，索翁对自由主义的批判，除了自由对主义的警惕，还有对文明的忧虑。

我们看世界历史，老是一分为二的，分东与西，不光从地域上分，还从文明上分，分出东西方两个文明来。本来，世界是个球，各国共处之，东西方在地域上都是相对的，而文明就更是你来我往，难以划分，何况不同的文明样式和国家形态往往同根共生，有着共同的基础，极端对立的事物则如一枚硬币的正反两面，原来就是个统一体。因此，真正的世界历史，并非东西方对立，如硬币之两面，而是那铸币的模子——文明的共同体范式，是它造就了世界历史，东方和西方都出自这个统一性的模子。

索翁反对的，其实就是这个模子，极权主义的根源就在这里，不过，它在东西方，表现为不同的样式。在东方，它表现在政治领域，表现为专制制度，极权国家；在西方，它表现在经济领域，表现为市场经济的全球一体化和资本利益最大化。看似两分，实出一体，都出自工业化的文明根基。

索翁认为，极权政治固然是人类最恶毒的制度，但西方民主制度对资本利益极权化冲动的姑息所带来的两次世界大战，也是两种极权主义的炸药，在一个共同的文明基础里的大爆炸。

3、回归“中世纪宪政主义”

1978年6月8日，索翁在哈佛大学演讲，以一个流亡者的身份批评西方。

苏联解体后，叶利钦总统特发邀请，请他回家，他终于结束了二十年的流亡生涯。但他毫无感激，反而拒绝了叶氏颁发的奖章，并痛斥其西化误国，不啻一当头棒喝。可当人们已习惯于认为他在本性上就与政权为天敌时，他却出人意料地接受了普京亲自去他家给他颁发的国家奖章。

这一拒一受，表明，索翁反对的，并非现政权，而是现政策，他不能眼睁睁的看着俄罗斯脱离自己的历史轨道转轨到西化之路上去。叶利钦似乎忘了20世纪初俄罗斯的先贤们就已发出“倒转吧，回转吧，国家”的呼声。呼声传来，从世纪初到世纪末，终于唤来倒转的幽灵，集合成《红轮》。

让我们套用一句《共产党宣言》：一个幽灵，一个倒转的幽灵，在俄罗斯徘徊。百年幽灵，不光有思想者作为它的代言人，它还找到了一位真能“倒转红轮”的俄罗斯骑士，那就是普京。叶利钦是转轨英雄，可转轨“换汤不换药”，病根依旧在，病情还发作，所以，索翁认定，唯一可救俄罗斯的药方，就是向后转，开历史的倒车——“倒转红轮”，让历史的车轮回到正宗的俄罗斯的传统道路上去。

可谁来扭转乾坤，开历史的倒车呢？他看好普京。不光索翁，还有那转轨失败的叶利钦，虽明知普京不会成为他的接班人而会成为他的终结者，还是顺因了历史的必然性，选定普京，让普京来担负“倒转红轮”的使命。“倒转”之势，可谓“俄罗斯共识”，问题在于，要“倒转”到哪里？

为此，我们且回顾一下俄罗斯历史。俄罗斯自开国至今，已有千年，期间，有三条路线贯穿，一条是从诺夫哥罗德开始的王国路线，一条是由鞑靼王朝带来被沙皇继承的帝国路线，还有一条就是发端于彼得大帝发扬于列宁并以国际共产主义运动为号召的新帝国主义路线。叶利钦转轨，就是在混合了西化与鞑靼化的第三条路线上，从列宁转向彼得大帝。对此，索翁颇不以为然，既然路线错了，一条线上的两个蚂蚱，也就谈不上谁比谁伟大，一百步是错，五十步同样错，总之，转来转去，都是个错。

正确的“倒转”，要退到底，迈过西化和鞑靼化两线，回到俄罗斯历史的起点，走俄国人自己的路。所以，索翁期待于普京总统的，非同于沙皇彼得大帝、伊凡雷帝之流，而是俄罗斯的先王先公留里克和奥列格，他对于俄罗斯的信心，非来自西化与鞑靼化混合型的大帝国，而是基于从诺夫哥罗德到基辅罗斯的王国路线。对此，有人或问，如此“倒转”，难道还要回到农奴制和封建制去？

将主义化的奴隶存在倒映于历史，在历史之流里漂浮的就是奴隶的影子。“存在决定意识”，奴隶化的存在，决定了用奴隶意识来看历史，看得历史上满是奴隶，他们就成了历史的主体。而且，因其主义化存在，便以主人自居，甘为主义所役，在通往奴役之路上，他们发现：奴隶创造历史。

这样看来，就连古希腊城邦也是奴隶化存在的成果，而非自由人的产物，更何况索翁所言之诺夫哥罗德了。可事实正相反，古希腊有奴隶，却非奴隶社会，因为国家的主体是公民，主流社会是自由人。苏格拉底是奴隶吗？当然不是！他创造了历史吗？毋庸置疑。诺夫哥罗德亦如此，有农奴，却非农奴社会，有君主，却非君主专制，虽说君权神授，却要与民立约，虽然政教合一，但以立宪政行之。

可历史唯物主义论欧洲中世纪，惟以“封建”说之，说来说去，总要说到对农民的剥削，说到农奴头上去，说到底，就是要将“封建”说成农奴制。就大概而言，当然也可以这么一说，可如果仅仅这么说，那问题还是远远没有说清楚，比如说，“封建”的国体样式，究竟是怎样的？

欧洲所谓“封建”，缘起于中世纪日尔曼人的“期约分封”，领主封“采邑”于属下，属下亦如法炮制，依次而封，以约定为本，以权利、义务为准绳，形成差序化的“封建契约”格局。

由此而来的权力，与历来的“统治”有所不同，它既不同于之前的城邦，也不同于后来的国家，虽说好像中国西周时期的分封制，但那相似也是貌合神离。因为西周分封制，是宗法的，而非契约的，是血缘伦理的，而非权利义务的，是大一统的王权，而非约定的“有限度的”要以“议会协商”来行使的权力，它还不具备陈思贤在《西洋政治思想史·中世纪篇》第一章里提到的“中世纪宪政主义”。

然而，索翁的归处诺夫哥罗德则与“封建”神似。此因其开国者留里克，出身于日耳曼族，来自维京人中被称作“罗斯人”的一支。那时，罗斯人沿波罗的海向东，来到伏尔加河流域，奔走在“瓦良格—希腊人商路”上，在诺夫哥罗德附近的拉多加湖中之岛上，筑城而居，劫掠原住民斯拉夫人。而斯拉夫人，因部落纷争，国王难以产生，为弭乱，请罗斯人来做国王，缔造了一个索翁向往的，由贵族与自由人“议会协商”共和而治，有信仰可依、道德可据、法律可行的“中世纪宪政主义”的王国。

4、要“罗斯”还是“俄罗斯”

读世界史，可知海盗立国，多半对内共和，对外掠夺，难以形成专制统治，荷兰为近代之一例，诺夫哥罗德时期的古罗斯王国大抵亦如此。尤为难能的是，在鞑靼化时期，整个俄罗斯无不臣服，惟诺夫哥罗德从未被占领，能自处于鞑靼人的统治之外，而保留了古罗斯人纯正的独立之精神。

“俄罗斯”，这个称呼，是鞑靼化的产物，蒙语中，少有以辅音R开头的，蒙古人遇此，便加上元音O，故“罗斯”之于蒙语，便称为OROS，这也是元史中称“斡罗斯”或“鄂罗斯”的由来。明末，已改称“罗刹”，至清朝，康熙以后，又恢复蒙语称谓，统称为“俄罗斯”，就这样，“罗斯”又被“俄”了一把。更有甚者，将“俄罗斯国”简称为“俄国”，如此这般的鞑靼化，竟然将“罗斯国”化为乌有了。再加上“苏维埃”化，即为“苏俄”。索翁之回归，就是要去“苏俄”化，从根源上为国家正名。

“苏”一下，“苏”出个极权国家，“俄”一把，“俄”出个沙皇帝国。苏联解体以后，可以说是去“苏”化了，可“俄罗斯”还在，要不要去“俄”化？“俄”是鞑靼化的政治遗产，接受这份遗产，除了接受“俄罗斯”的国号，还接手了成吉思汗及其子孙们留下的几乎无穷尽的统治空间，为俄罗斯东扩提供了巨大的地盘，吸引着俄罗斯，“向东，向东，再向东”！去鞑靼化，还是继续鞑靼化？对于俄罗斯来说是一个问题，沙皇也好，苏联也罢，其实都选择了鞑靼化，毕竟那样一份巨大的政治遗产已难再得。

无论西化，还是苏维埃化，都是在鞑靼化的基础上展开的，苏俄的极权主义帝国，归根到底，就是这三化的产物，极权帝国的崩溃，自然也就是这三化在其内部冲突的结果，而其根源却在鞑靼化。对于西方人来说，鞑靼化是莫大的耻辱，我们读房龙的《世界地理》，言及俄罗斯，即斥之为“杂种文化”。还有电影《巴顿将军》中，有一朱可夫与巴顿会面的场景，朱欲握手，巴摘下手套，掷于地下，骂了一声“杂种”。这便是西方人对俄罗斯的看法，连写过《宽容》的房龙都开口骂了，更何况巴顿？

在索翁看来，苏联帝国的存在，正是鞑靼化带来的东方专制主义和西化之极权主义相结合的产物，毫无疑问，索翁是主张去鞑靼化的，鞑靼化一去，西化和苏化也就相应地解决了。去了苏化，西化还在，此为叶利钦之转轨时代；去了西化，鞑靼化还在，是留在鞑靼化里做皇帝，还是去了鞑靼化，回到罗斯化的古王国去？要“罗斯”，还是要“俄罗斯”？这是索翁已先知，普京要面对的问题。

去了鞑靼化，可鞑靼化的政治遗产还要留下，那就迁都吧！毕竟再也不能象鞑靼化时期那样以极低廉的成本控制一块极大的地盘了。索翁因此而主张迁都到西伯利亚去，因为彻底的去鞑靼化，莫过于将西伯利亚罗斯化。于是，“中国问题”凸现出来了，作为曾经的鞑靼化运动的发源地，中国理所当然地被索翁视为东方专制主义的渊薮。谁能想到，索翁去鞑靼化，最终碰到的，竟然是中国问题呢？

要是他知道，中国历史上曾经有过两次“驱逐鞑虏”的革命，他会不会在中国找到他的同志和先驱呢？如果说第一次“驱逐鞑虏”造就的不过是中国式的沙皇朱元璋，那么第二次“驱逐鞑虏”则带来了近代化的自由和民主，但接踵而来的苏维埃化，是否又使中国跟着苏联重归鞑靼之路呢？

也许索翁并不知道，中国除了“王朝中国”以外，还有个“文化中国”在，不知道他在“文化中国”里，竟然先知般的活在知识群体的心中，不知道他的小说《古拉格群岛》，与有过相同政治背景、相似意识形态的中国知识群体，是如何在灵魂深处共鸣着。如果他知道这一切，他那只握着命运的先知之手，难道不会穿越乌拉尔山脉，越过阴山，一直伸到长城脚下来吗？那样一只开启历史拯救灵魂的手啊！他手里握着预言，关于罗斯人的历史道路，他说了“倒转”；关于罗斯人的现实道路，他说要“迁都”。让我们记住他的预言，并拭目以待，但要记住，千万别将他的预言当作云头花开的乌托邦来看。

 《中国经营报》2012年11月17日先锋话题为索尔仁尼琴诞辰93年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