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60年9月1日，《自由中国》出版第23卷第5 期，殷海光执笔社论《大江东流挡不住》。三天后，蒋介石再也无法忍受异端的言论，终于下令逮捕《自由中国》第一发言人雷震。《自由中国》终于在发行了十年九个月又十天之后，宣告这份横跨整整五十年代的刊物解散停刊，自由主义的时代大旗愕然断杆。10月8日，雷震被以“知匪不报”和“连续以文字为有利于叛徒的宣传”等“莫须有”罪名，经国防部军法处审判，被军法判处有期徒刑十年。“雷震案”如同广岛、长崎的原子弹一样，迅速震惊台湾岛及国际社会。
开创《自由中国》时代
一九四九，天地玄黄。共产党在大陆势如破竹，国民党却兵败如山倒。国民党终于开始败逃，从南京撤至广州。一向支持国民政府的美国，也在“看破脚手”之后发表《对华白皮书》，准备放弃中华民国。亲近国民党的部分知识分子并未见风使舵，仍在为国民政府进行着补台工作。雷震等自由主义知识分子认为，如果不做改革，如果不实施民主宪政，就很难对抗共产党势力的步步逼近。他们认为，虽然中共已经横扫了长江以北的半壁江山，但有着长江这道天堑，中华民国仍有可为，完全可以再现中华历史上的“划江而治”；只要中共不会渡江南下，国民政府仍可在大江以南，成立真正实现民主自由的中华民国隔江而治。在内忧外患之下，一批知识分子为了帮助中华民国建立国际形象，希冀得到海外知识分子的帮助，透过他们的努力以建立中华民国的正统国际关系。一批自由主义知识分子为了拉拢海外知识分子的第三势力，同时辅以教育国内民众，了解真正的民主政治，以期改变一向被视为法西斯政府的中华民国政府形象。在家国板荡之际，胡适、雷震、王世杰、杭立武等中华民国知识分子意欲创办一份刊物，为大势已去的中华民国政府提供学术支持和舆论支持，以达到历史转机的到来。
事与愿违。胡适、雷震等人本来打算在上海或南京创刊，不料扼守江阴要塞的国民党将领被中共的金条所收买。在现实面前，“划江而治”的梦想终于夭折。中共渡江之时，国民党将领执行“不抵抗政策”，中共顺利南下。国民党只得向南败退，仓皇而逃，终于在年底撤至宝岛台湾。《自由中国》的刊物名字，仿效戴高乐的《自由法国》，设想成立自由中国大同盟。在孤岛之上，这本在创刊时就遭遇创伤的杂志终于在台北发出时代言论的致敬之声：宣扬自由民主，反对共产主义。
在创刊初期，雷震、傅斯年、陈雪屏、毛子水等聚餐商议出资五千新台币来试刊两期，并得到国民党政府的大力支持，蒋介石也答应予以支持。雷震再次跟进，通过蒋介石的关系得到了教育部的支持——提供办公场所，教育部长杭立武也答应每月提供五百美元的资金支持。这些资金赞助和政策支持，必然是因为《自由中国》初期办刊思想所带来的结果。在初期，《自由中国》以反共为主，内容主要集中批判苏俄共产主义世界政治，却并未直接检讨中华民国的自身政治，目的是为了团结自由派人士和反共立场的党派人士。所以，官兵写信给雷震，希望他每期寄来十册以飨之也就不难理解了。完全可以说，《自由中国》的创刊是雷震政治工作的延伸。
打开《自由中国》时代
《自由中国》初期的办刊理念及其立场，大抵也不过是宣传阵地而已。相对于大陆民国时代的《新青年》、《现代评论》、《新月》、《独立评论》、《观察》等自由派杂志，《自由中国》的自由程度远远小之又小。退居台湾之后的中华民国政府，正面临着战火未熄、内部不稳、国际孤立、经济困窘的现实状况，蒋介石在社会经济基础还不强大的情况之下，建立威权体制，通过强制性的政治整合维持秩序和稳定，以达到发展经济、促进社会进步的目的。这种威权体系，正如学者杭之所概括的那样，即“以蒋家为核心之统治权力机器，一方面以军事戒严、动员戡乱等为名之非常法制架构下，透过无所不在之特务、社会控制及意识形态来控制社会，另一方面则在垄断性之国家资本主义的物质基础上，透过前近代性格的保护主—侍从关系”。
一九五零年，韩战爆发了。国际环境的大变革，改变了中华民国政府的国际形象。内战后期美国对中华民国政府采取放弃态度，但在这个时代的际遇之下，美国改变对东北亚政策，派遣第七舰队，协防台湾，续订《中美共同防御协议》。正因为美国准备吃回头草的时候，中华民国政府与美国政府的关系再度好转，这就使得雷震等人创刊《自由中国》的思想理念提前到来，也就昭示着《自由中国》的使命宣告走向结束。宣传使命虽已结束，教育使命却没有终结。既然国际关系已然改善，那么《自由中国》的笔杆子也就随之转向检讨台湾内政，宣传真正的民主宪政理念，以期打开中华民国的政治想象。对于威权治下的言论刊物，毫无疑问地将会触碰政治禁忌。
台湾学者薛元化在其研究专著《〈自由中国〉与民主宪政——一九五零年代台湾思想史的一个考察》中，将这份始于1949年11月、终于1960年9月的《自由中国》杂志与国民党当局的互动关系分为五个阶段：“由密切交融而摩擦，进而形成彼此关系的紧张，由紧张而破裂，最后导致彼此对抗”。而雷震作为《自由中国》的“火车头”，无疑是最具影响力的至关人物。
创刊后的《自由中国》一度得到军方的订阅，这让《自由中国》一方面得到军方的订阅资金支持，另一方面也扩大了《自由中国》的影响力。一九五一年六月，《自由中国》第四卷第十一期，针对台湾保安司令部“有计划而大规模的诱人入罪的金融案”，本着实事求是的态度刊发了夏道平执笔的社论《政府不可诱民入罪》：“我们为着爱护政府，为着政府今后的威信，特在这里呼吁政府有关当局勇于检讨，勇于认错，勇于把这件事的真相明白公告出来，并给这次案件的设计者以严重的行政处分。”而在同期的《给读者的报告》中，也公开宣布了杂志的办刊理念：“我们作此社论时，便想到这篇文章或许会激起某些人的不满与愤怒，但我们又觉得忠言是舆论界的神圣使命，因此我们又无所惧的言其所欲”，希望“政府当局能有不以忠言为逆耳的雅量”。这篇社论无疑将会激起军方的反对态度。军方不仅停止了对《自由中国》的订阅，还准备逮捕《自由中国》的杂志编辑。台湾警备总司令彭孟缉不肯善罢罢休，扬言雷震毁掉了保卫司令部的威信，害得他“得罪了台湾人，今后台湾不可居”。 6月11日，雷震便发现，《自由中国》杂志社门口开始有武装特务站岗盯梢。后在吴国桢、黄少谷等人的干预之下，才迫使“特务狼狈而去”。当然，这次风波并未导致《自由中国》与国民党当局之间的摩擦冲突，不过是与政府机关之下的保安司令部发生了言论对峙。胡适虽然身在美国，但当他读到社论《政府不可诱民入罪》时，他致函雷震：“我看了此文，十分佩服，十分高兴。这篇文字有事实、有胆气，态度很严肃负责，用证据的方法也很细密，可以说是《自由中国》出版以来数一数二的好文字，够得上《自由中国》的招牌。”
但是，正当胡适为此大块拍案时，“忽然来了四卷十二期的《再论经济管制的措施》，这必是你们受了外界压迫之后被逼写出的赔罪道歉文字！……我因此细想，《自由中国》不能有言论自由，不能有用负责的态度批评实际政治，这是台湾政治的最大耻辱”。胡适也因此决定辞去《自由中国》杂志的发行人之衔，以表达自己的抗议；并在心中询问信函可否公开发表于《自由中国》。虽然事已平息，但雷震怒气未消，二话不说地将胡适的“抗议信”公开发表，再次引发更为激烈的冲突。陈布雷秘书萧自诚前往拜访编委罗鸿诏时，罗鸿诏质问：“胡先生函如不能发表，自由中国尚有言论自由乎？我们特为试验一下，现已试验完毕，即自由中国没有言论自由。”蒋经国大骂雷震“不是反共而是反动”，雷震被召至改造委员会，各路党魁要角要集中对雷震进行“公审”。但，雷震拒绝出席公审大会。于是，雷震连1952年元旦的总统府团拜都不前往参加。这次风波虽然几经周折，但《自由中国》的社会影响力却得到了极大的扩张。在好友的调解之下，本来应该被开除党籍的雷震，接受党内警告处分。
但是，雷震在不久的以后便遭遇了“被注销国民党党籍”。1952年5月，《自由中国》第六卷第九期刊登徐复观《“计划教育”质疑》，终于在与军方发生冲突之后，再次与教育部门正面交锋。对此，省政府教育厅秘书长朱汇森希望在《自由中国》刊登一篇官话连篇的信函，以挽回教育部门的声誉。正当雷震犹豫不决之时，朱汇森来函要求退回原稿，雷震在退稿中复函一封：“第一，宣传口气太浓厚；第二，今日世界除极权国家之外，没有一个国家不许私人办学校的，中国过去白鹿洞书院及岳麓书院都是私人办的。”1952年9月16日，《自由中国》第七卷第六期再次刊发教育评论《对于我们教育的展望》，对正在筹备中的青年救国团发出建言，直指教育者不能是“偏激的党员”。冲突再次爆发。这导致军中政治部下令禁止阅读《自由中国》，并派人撕毁以往的《自由中国》。军方的这次态度，象征着《自由中国》与官方之间的冲突从台面之下浮上台面。但是，《自由中国》继续坚持“督促政府，切实改革经济，努力建设自由民主的社会”这一办刊理念。在国民党七大召开之前，雷震邀请毛子水撰写《对国民党七全大会的期望》作为第七卷第七期的社论。蒋经国对此勃然大怒，不久即公开污蔑徐复观与雷震“有帮助共产党之嫌”；蒋介石也在数日之后，宣称“《自由中国》社内部有共产党”。父子二人的强烈态度，昭示着《自由中国》与国民党政府之间的摩擦已经公开化。雷震耿直的性格，导致了更多的麻烦。《自由中国》第七卷第九期刊登《再期望于国民党者》、《检察院之将来（一）》，导致蒋介石“赫然震怒”，以“不守党纪，影响国民党声誉”为由，免去雷震“国策顾问”、中央银行监事及“国民大会”筹备委员等职务。对于雷震被注销党籍一事，殷海光见到报纸消息之后，致函雷震以贺喜：“欣闻老前辈断尾，诚新春之一喜讯也，可祝可贺。从此先生更可本平民立场，为民主事业奋进不休也。”雷震也因此被禁止出境，美国政府新闻处邀请的赴美考察也被禁止，雷震闷闷不乐，日记道：“胡先生所说台湾年来有自由，《自由中国》之言论自由是我争得来的，可是我今日被人邀而不能出国，自由之谓何？真令人欲哭无泪也。”
因为雷震被注销党籍，一些会议已经无法参加了。1955年1月3日晚，在一次聚餐中，雷震从好友处得知蒋介石已经公开骂他为“混账王八蛋”，陈诚也在司法节上骂雷震为“文化流氓，文化败类，制造矛盾，为匪张目，假借民主自由之名，投机政客，恶意攻击政府”等。不仅如此，国民党高层已经开始对《自由中国》准备采取法律行动。在同年6月份，《自由中国》收到读者来信。信中称，台南农业职校校长以教育厅命令审查书籍为由，将《自由中国》列为“言论不正确”刊物，交由教务处保管，禁止放在阅览室中。这事儿虽然仅仅只是一所职校的来函反映，却表明当局对言论自由的管控已经从军方蔓延到了校园之内。对此，《自由中国》发表社论，以《抗议与申诉》来表明杂志立场与态度。就在此时，台北毛绒厂经理孙元锦因不堪忍受保安司令部的淫威相逼，自杀于宅内。《自由中国》杂志对此愤愤不平，由夏道平执笔《从孙元锦之死想到的几个问题》，辅以王大钧通讯《关于孙元锦之死》及孙元锦亲笔遗书。保安司令部政治处主任王超凡因担心前途，竟向雷震当面下跪求情，祈求杂志改版。雷震“看到他那幅可怜相，心中实在有些不忍，始允予考虑”，后因其它各种原因，除求情之外，保安司令部保安处经济组组长李基光被拘捕法办也是因素之一，雷震同意改版。“孙元锦之死”，标志着国民党当局与《自由中国》互动关系的转折。
在接下来的1956年，迎来了国民党党魁蒋介石的七十寿辰。由于蒋介石的故作姿态，台湾各类报刊不断充当纸质喇叭，雷震与自由民主派人士准备策划一组系列文章，对“国是”发出诉求，这便是轰动一时的《自由中国》第十五卷第九期“祝寿专号”。在这一期杂志中，社论《寿总统蒋公》，建议要选拔继任人才，确立内阁制，并要求实施军队国家化；其它十五篇文章均出自专家、学者或在野党领袖之手，在政治高压之下，“直率书陈所见”。胡适《讲艾森豪威尔总统的两个故事给蒋总统祝寿》，希望蒋介石要做到无能、无治、无为，不要个人独裁；徐复观《我所了解的蒋总统的一面》以心理学的观点来分析蒋介石的性格，入木三分地点中了蒋介石与民主政治不想兼容的独裁专制形象；夏道平的文章从言论自由开始说起，进一步要求人权；青年党领袖陈启天则站在民主党的立场上，强调培养反对党的社会意义；陶百川则要求司法独立，缩小军权，执政守法；民社党常委蒋匀田则强调自由与权力之间的良心互动和军队国家化问题……“祝寿专号”前后再版十三次，引起了巨大的社会影响，也引起了国民党当局的激烈反弹。官方报纸不再刊登《自由中国》广告，军方报纸发起围剿。雷震撰写《我们的态度》予以回应：“对人无成见，对事有是非。”官方与军方的报刊杂志在对《自由中国》进行围剿之时，开始了对《自由中国》的污蔑阶段：“扛着自由民主的招牌”，“经常发表反动言论，散步毒素思想”，并希望台湾社会要“防止思想走私”。总政战部也出了一本《向毒素思想总攻击》的小册，所谓「毒素思想」是：主张言论自由、军队国家化，建立自由教育，对总统个人的批判等。从此以后，不仅内容遭受当局的钳制，连印刷也受到了当局的阻扰。“祝寿专号”的出版，为雷震等人后来遭受政治构陷而锒铛入狱埋下了关键的一笔，正如龙应台所言：“这正是雷震十年牢狱之灾的关键点。”
《自由中国》虽然受到当局的巨大反扑，但是这群自由主义知识分子并未死心，反而从一九五七年开始，连续七个月以社论方式推出十五期有关今日问题的讨论：殷海光执笔的《是什么就说什么》《反攻大陆问题》等文章的刊登，被国民党诬蔑为「散布反攻无望论」，而成为后来雷震被捕的重要理由；除此之外，还涉及军队国家化、军队党务、财政、经济、美援、中央政制、地方政制、立法院、新闻自由、青年反共救国团、教育问题、政风、反对党等问题。除去“祝寿专号”和1957年开始的十五篇“今日的问题”社论系列之外， 1958年的“美国的远东政策”社论，1959年到1960年的“总统”连任问题、地方选举问题及该年的成立反对党的计划等等杂志敏感内容均是《自由中国》开创的言论奇迹。
1959年，蒋介石第二届总统任期即将届满，公开或私下讨论蒋介石是否三连任已经成为社会广泛关注的政治热点。蒋介石本人的态度十分暧昧，表示反对修宪，但不排除三连任的可能。《自由中国》就此表示不可随意修宪，总统不可违宪连任，发表社论《好一个舞文弄法的谬论》，瓦解了蒋介石寻求三连任的合法性，引起了广大的社会影响。在雷震的反对声中，台湾警备司令部“想用吉普车把雷震撞死”。年底，蒋介石谋求三连任的态势越发强烈，对反对三连任的重要人物不断施加压力，指控他们“不是和共产党有勾结，就是他们的同路人”。当局试图以修订临时条款的方式来谋求蒋介石三连任的合法性，《自由中国》再次刊登社论《“死亡宣告”可以适用于国大代表吗？》。在蒋介石当选之后，《自由中国》刊登《蒋总统如何向历史交待？》一文，对此表明杂志的立场与态度。这时的《自由中国》言论，已经完全与国民党处于针尖对麦芒的对峙之中。在这种历史背景之下，《自由中国》已然成为台湾反对国民党威权统治的精神象征，雷震也随之成为台湾新党运动的核心人物。当然，这里的新党运动并非要取而代之，而是为下一届地方选举做准备。《自由中国》作为反对的声音阵地，当然不会停止刊登支持组织新党的言论文章。1960年9月1日，《自由中国》第二十三卷第五期刊登殷海光执笔的社论《大江东流挡不住》。9月4日，蒋介石以“涉嫌叛乱”为由，下令逮捕雷震、傅正、马之骕、刘子英等人。刘子英的罪名为“中共特务”；马之骕和傅正则被控为“意图非法颠覆政府，散步反政府言论”；雷震头戴两项罪名：“知匪不报”、“连续以文字为有利于叛徒的宣传”。“雷震案”的爆发，也宣告《自由中国》的终结。
赓续《自由中国》时代
正如范泓在《风雨前行——雷震的一生》中所言：“雷震被捕，意味着一个自大陆在台自由主义知识分子宣扬民主自由理念的同时，以自己的努力投身于实践而遭至的一场大悲剧，显现出一代知识分子从坐而论道起而行之的艰难真实处境。这种大无畏的牺牲精神，虽不能见容于执政当局，却深深地影响了台湾几代自由主义知识分子对民主自由的认知与追求，真可谓“青山遮不住，毕竟东流去”。”在《我为什么写《风雨前行——雷震的一生》这本书》中，范泓再次写道：“虽然十年牢狱之灾，输了自己的后半生，但《自由中国》十年，却赢得了一个时代，这充分说明雷震与《自由中国》的影响是深远的，甚至超出了一个时代有限的表述。”
雷震被捕之后，殷海光、夏道平、宋文明在报纸上发表共同声明，愿意为他们的言论承担法律责任，并要将被指控的那些文字全部收集起来，印成专册，结果找不到敢于承印的印刷厂。宋英举行中外记者招待会，在《联合报》上发表书面谈话《营救我的丈夫雷震》，多家报刊都发表了她的抗议与呼吁。台湾各界对“雷震案”都发表了自己的不同看法，这让人想起了同一背景之下的“胡风案”。对于社会舆论对两位当事人的态度，已经没有必要多说什么了。
就在宣判的那天，胡适正在美国“大使馆”筹办两天后的“双十节”酒会。对雷震的宣判，让终身追求民主、自由、宪政的胡适在美国感到无地自容。胡适在日记中写出了自己内心的愤懑和痛苦：“这么重大的案子，只开了八个钟头的庭，就定期宣判了。这是什么审判？我在国外，实在见不得人，实在抬不起头来。所以八日宣判，九日国外见报，十日是双十节，我不敢到任何酒会去，我躲到普林斯顿去过双十节，因为我抬不起头来见人。”12月23日，《联合报》发表特稿《雷震、自由中国、反对党：夜访胡适谈三事》，特稿中有昔日胡适在《自由中国》宴客时的一句话：“雷先生为民主自由而奋斗，台湾人应给雷先生造铜像。”
雷震的命运昭示着，在中国的自由主义历程中，并非仅仅是文人论政的伟大传统，它还是生命实践的伟大体验。这也是中国自由主义者的悲剧。回顾那梦魇不断的苍黄年代，多少知识分子在坚守真知灼见之道上，被自身“虽九死犹未悔”的天真憧憬所牵绊，在不可脱逃的政治环境之下，追寻自由之路往往被逼上了通往奴役之路。关押自由主义者的监狱牢笼，似乎就是中国自由主义者生命实践的宿命象征。
在两百六十期的《自由中国》杂志里，承载着数千万言铿锵有力的言论。 《自由中国》不仅奠定台湾以后二十年政治改革的基调，也勾勒出台湾反对运动在这一阶段的任务。《自由中国》的启迪和鼓舞，在台湾这篇土地上生根发芽，一直到开花结果。正因为有着雷震这样的人物，我们才得以看到台湾今日成为东亚“民主灯塔”的社会现实。
早在二十世纪三十年代，为人权事业献身的杨杏佛就曾悲痛地说过：“争取民权的保障是十八世纪的事，不幸我们中国人活在二十世纪还是不能不做这种十八世纪的工作。”任何一位民主先驱和宪政先锋，即使被执政当局所构陷入狱，同样可以像雷震那样在监狱里仰望星空，正如雷震自己在狱中家书中写的那样：“我是缔造中国历史的人，我自信方向对而努力工作，历史当会给我做证明。”
2012年4月8日17:06:3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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