以国际法为兵法

        刘刚 李冬君

虎门销烟后，发生了“林维喜事件”。事件起因于英国水手寻衅闹事，与当地居民斗殴，打死林维喜。此时林则徐，已知有国际法，索凶时，便以摘译的《各国律例》为据，“外国有犯者，即按各犯事国中律例治罪”，这是中国对外交涉第一次“有法可依”。

《各国律例》是林则徐让属下译员袁德辉从瑞士人瓦特尔所著《万民法》中摘译成集的，由美国传教士伯驾（PeterParker）修改定稿，后又被魏源收入《海国图志》，名曰《滑达尔各国律例》。原著为法文，袁译据英文译本转译，为林则徐提供反英依据。

林对国际法的运用，并非从主权国家的立场出发，而是以天下观的姿态来用的，故袁译《各国律例》，删节了对中国不适宜的章节和观念，尤其是删除了那些论述主权者行为是公共意志代表以及有关“国家意志”的片段，使国际法适应于1839年的中国形势。

挪威人鲁纳撰文《万民法在中国》，指出原著被袁置于儒家伦理之下来翻译了。袁译将国际法的“主权”观念转化为中国传统伦理关于人际关系的观点，还用了表述中国传统伦理的词汇来译，使得本来是国际法的问题转变为伦理问题，使法律作为客观存在的问题转变为有关人情的问题。瓦特尔对国际法的理解，是建立在以基督教伦理为基础的法律和道德律上的，而袁译所使用的语言和论证方式，则把瓦特尔置于儒教政治伦理化的语境之中。这么一译，《万民法》就变成王法了，要人民讲道理、义理、天理，就是不讲权利，将国会译成衙门，宪法为例制，国际法的关键词，都被纳入王权主义。

没有依据说袁译欺骗了林则徐，与其认为译者吊诡，还不如说是译者要与主持人的价值观保持一致，林不懂外语，可他的价值取向决定了书可能译成什么样子，因为译者要根据他的需要来译，袁译《各国律例》虽与原著相去甚远，却是林大人所需要的。

不过，尽管林的认识还停留在王法大于国际法的初级阶段，但他并未以王法排斥国际法。对于国际法，他是闻而求知之，知而能用之，尽可能的尝试。他不光一口咬住“民心可用”这块传统肥肉，还率先向那只来自西方因而完全陌生的螃蟹——国际法下手了。

两次鸦片战争，朝廷与列强签约，那些参与签约的清朝官员，战前不可一世，战后任人宰割，没有一个人像林大人那样，哪怕就懂那么一点国际法，那些天下观里的脑壳，满脑子都是些天下兴亡，以为朝廷战败，没亡国就万幸，不知战败以后依然还可以是主权国，除了承担战争赔偿义务，更要捍卫国家独立和维护国家主权。

缺乏主权意识，不光是当时的朝廷，过了一百多年的今天，依然如此。今日中国近代史之教科书，有哪一本不说是“半封建半殖民地社会”？反省这一段历史，为什么会老是自认为“半封建半殖民地”？如此看待自己的历史，原来只为了五个字：“反帝反封建”，一百多年的历史，三千年来的一大巨变，无数仁人志士的追求，难道只给我们留下一个“半封建半殖民地”供你“反帝反封建”？为什么不以主权国家的自觉来看这一段历史？为什么不以国际法的法人身份、不以主权者自居来看中华民族如何走出天下观进入世界史？这样看历史，有一种历史观的缺憾，除了仇恨，于我们无意义可言。

使朝廷接受国际法，有两位满人起了重要作用，一位是文祥，另一位是奕訢，由文祥最早提出，由奕訢最后决定。而帮助中国掌握了国际法的，是两位美国人，一位是当时美国驻中国公使蒲安臣，另一位是传教士丁韪良，蒲安臣是推荐人，他向文祥推荐了丁韪良。

文祥曾向蒲安臣提出，希望蒲能向朝廷“推荐一种为西方国家公认的权威性的国际法著作”，蒲氏便推荐了美国人惠顿的《国际法原理》，并函请美国驻上海领事转告丁韪良，丁很愿意翻译《国际法原理》一书，译成后，名为《万国公法》。

丁韪良曾以翻译身份，参加过《中美天津条约》的谈判，《花甲记忆》里，说他亲眼看见耆英与美公使列维廉因外交礼仪引起的争执，耆英“建议列先生预先要排练一下接旨的仪式。但列先生拒绝了。耆英补充说：‘您得下跪受书。’列先生回答：‘不行，我只在上帝面前下跪！’‘但皇上就是上帝！’耆英说”。

到了恭亲王时代，皇权已衰，儿皇帝坐朝廷，前有叔父摄政，旁有母后听政，是谓“同治”。除了母子同治，还有叔嫂同治，是个家天下里的共和格局，加上满汉同治，这就有点共天下的意思了。既然满汉可以同治，又何妨扩大为华洋同治呢？事实证明，叔嫂同治有利于皇权稳定，满汉同治挽救了朝廷，华洋同治海关，朝廷终于找到了一度流失的白银，而带来了中兴。

恭亲王深知，华洋同治，不光要引进像赫德这样的洋人，更要引进洋法，主要是国际法，国际法是“夷之长技”，但“以制夷”谈何容易！《筹办洋务始末》第58页，有恭亲王一道奏折，他忧心忡忡：“窃查中国语言文字，外国人无不留心学习，其中之尤为狡黠者，更于中国书籍，潜心探索，往往辩论事件，援据中国典制律例相难。臣等每欲借彼国事例以破其说，无如外国条例，俱系洋字，苦不能识，而同文馆学生，通晓尚须时日。臣等因于各该国互相非毁之际，乘间探访，知有《万国律例》一书，然欲径向索取，并托翻译，又恐秘而不宣。”国际法是列强的秘密武器，是西方对付中国的共同依据，也是鞭策中国的“上帝的鞭子”。

恭亲王之于国际法，欲求知彼知己，说到底，还是“师夷之长技以制夷”，而非主权意识真的觉醒。传统“以夷制夷”，是在天下观里，自丁译《万国公法》问世，就转向以国际法来“以夷制夷”。到中法战事时，朝廷以国际法来交涉，触怒了法国。丁韪良在《花甲记忆》里说，有法国人公然叫嚣：“这个家伙是谁？竟然让中国人对我们欧洲的国际法了如指掌？杀了他！——掐死他；他会给我们找来无数麻烦的。”这个家伙当然就是丁韪良。

可为什么是美国人而不是欧洲人帮助中国掌握国际法？从全球一体化的大地缘政治视野来看，中美两国各处于东西方两端，一为老中华，一称新大陆，一个还在被近代化，一个已带着新世界的理想独立了。这是两个天造地设，要共同维持新世界命运的大国，徐继畬早就看到了这一点，当时他又被朝廷请来执掌同文馆了。

丁韪良就在他手下，后来又接替他办京师大学堂，美国人知道他，也是由丁韪良推荐，而将徐氏盛赞华盛顿碑文译成英语的，是美国医生伯驾。这位伯驾先生，当年曾为林则徐审译《各国律例》。从《各国律例》到《万国公法》，从伯驾到丁韪良，他们都是美国人，还有《万国公法》的原作者惠顿，也是美国人。

谭嗣同在《报贝元徵》说“即如万国公法，乃西人仁至义尽之书”，“仁至义尽”四字，放在中国文化里，是最高的赞词。

放眼世界，谭氏看尽天下炎凉，而有此由衷一叹，叹其能为国用，更叹其能立国体。为国用者，如用此法，与俄国订《中俄伊犁条约》，避免中俄战争，签订《中法天津条约》，结束中法战争。

但用今天的历史之眼来看，《万国公法》也还是难以担当“仁至义尽”四字。所谓“仁至”，应该是对内确立人民主权，所谓“义尽”，对外确立国家主权，而“仁至义尽”，就是立国体。

《中国经营报》2013年3月4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