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版采访 张知依

　　刘刚李冬君藏书屋：与收藏野心无关，只关乎学问

　　总觉得藏书是所有收藏中最温柔的一项，纵使坐拥家中书墙里的历史长河，也始终保持驾一叶之扁舟的姿态。诚然任何收藏都是奢侈又严苛的事，这不仅是学识和金钱的事，也事关一个收藏家内心的控制欲，所以大多数收藏家都是男性。但也有出彩的女藏家让人惊讶不止。

　　近日听闻，著有 《文化的江山:重读中国史》、《通往立宪之路：告别晚清的近代史》及《自由的款式》的刘刚李冬君夫妇二人藏书逾十万册，其中包括这对学术伉俪购买下的一所学校图书馆大部弃书。

　　女性藏书家的样子其实很难想象的，正值三月八日妇女节，有幸拜访了李冬君老师，她是南开大学历史学系老师，有课时就从北京坐城铁到天津一趟。春风拂过亭子里的紫藤花吹进书房里。这间书房与收藏的野心无关，李冬君老师慢慢地讲：我们不是藏书家，我们的藏书一般多因我们的研究问题而有幸来到了我们的家，问题越研究越多，书也就越来越多。

　　“灰落在书上，就变成了书香”

　　家里所有的书架，都是李冬君自己设计的——因为对木头的要求极为苛刻，她买来一卡车圆木，却遭到邻居的投诉，以为这家主人开了地下锯木厂。她标定好尺寸，让木匠师傅裁好、拼接，超过两厘米的木板撑着每本书的重量。书墙上故意没有玻璃没有柜门，只为取用方便。问及北京的沙尘影响，李冬君笑说：“灰落在书上，就变成了书香。”

　　书房里摆放着一张很长的书桌，两台电脑，背景是书墙。刘刚和李冬君面对面写作，是最平常的状态。李冬君站在另一面书墙前面说话开门见山：“这些书都是写论文论著时要用的。”最显眼的位置放中国海权的史料，“最近在研究海权，所以把这些书都买来。” 记者顺手记下这些书目：徐继畬《瀛寰志略校注》、魏源《海国图志》，岳麓书社的南强史丛书之《泉州港考古与海外交通史研究》、《中国海关与对外贸易》等，中华书局的中外交通史料丛刊之《西洋朝贡典录校注·东西洋考》、《夷岛志略校释》、《筹海图编》等，还有《台湾的海洋历史文化》以及《中国海外交通史》杂志全套等。

　　书房和卧室是连在一起的， “每天起床，我们坐在这儿，喝着‘还魂茶’开始工作。”夫妇俩习惯了这样的工作模式——确定课题之后，刘刚制定框架，李冬君搜索资料，写稿，讨论，买书学习，再讨论，循环往复直至成稿。

　　通常是两人相对而坐，谁也不说话。写作之于夫妇二人，像是农民埋头耕作。若是需要找书，一回身就拿到了。如果书架上没有，就在网上找，核心的书籍全部买下，再继续读。这些书摆在书架最容易拿到的位置。近期摆放的有中华书局版单行本先秦诸子庄、墨、孟等书，来新夏、韦力、李国庆合作《书目问答汇补》，近代各类人物的年谱长编以及日记、文集等，东方出版中心出版的“文革”民间史料等。

　　下面的一层算是这面墙的中坚力量，是博物馆图录的存放位置。李冬君说她去每个博物馆都会买下一本馆藏文物图录，这里几乎包括中国所有博物馆的图录了。“我们研究文化中国，如果是纯粹的文字来描述文化史，就太形而上了。我需要更感性的认识，可以再现很多的历史生活的场景。这些资料都生动有趣。”李冬君最爱的，是他们刚从台北故宫博物院买来的十几本图录，涉及青铜器、金文、铭文，品质极好，印刷漂亮，价格也不贵。刘刚站在旁边，讲起他费了多大力气才把这些书拎回来——为了这些书，他们在台湾新购置了一个旅行箱。“故宫的工作人员好心推荐我们邮寄，我担心书会受到损坏，她觉得省下来的钱还可以再多买几本，就选择拎回来，当然这都是我的工作啦。”他笑着看自己的妻子翻看图录时的欣喜，毫不埋怨。

　　最下面的一层，是各类遗址考古报告，像是整座大厦的根基。

　　除了工作时的同题研究，夫妇二人自然有不同的爱好。李冬君说：“他是一个军事家，一个思想家，一个诗人。客厅里的军事书都是刘刚的。”刘刚则表态：“她比我更会写艺评，这些昆曲和那三套林风眠全集是她最宝贵的东西。”

　　李冬君准备带着我们去地下室，一幅书法静候在卧室门口：自由人天寿，独立者青春。这是李冬君五十岁生日时，先生写给她的礼物。

　　“凡是书上有铅字的，一概不许扔”

　　“每搬到一个地方，先要考虑这些书该放在哪儿。”2005年，李冬君搬到亦庄现在的住所，把一层和地下室全都买下，为的就是自己的爱书。他们把地下室精心布置，墙面是会呼吸的木桨材料。李冬君讲起这个神奇材料，饶有兴趣：“买的时候像是一袋子棉花，随便沾点水就变成面团一样，粘在墙上用磙子刷一下，最重要的是，这个材料可以随着不同的空气湿度吸潮放潮。”如棉花般细碎的木纹依偎在墙上，雅致极了。

　　整间地下室像一个图书馆。2009年，朋友打电话给李冬君，说自己工作的图书馆有一批旧书要处理，那些旧书已经整装待发，准备送往废品收购站。听到这消息，夫妇二人急了。“我们都是写字的人，知道一本书写出来有多少艰辛，让这些书再变回纸浆，太可惜了。”他们立刻前往那间图书馆，要处理的旧书塞满了两间屋子及其走廊。“朋友跟我说，里面有一些是你需要的，但是不能挑，要拿就都拿走。”李冬君看了身边的刘刚，“他是爱书之人，凡是书上有铅字的，他一概不许扔。”

　　两天两夜，五个工人，六辆卡车，三千蛇皮袋，是一场迁徙更是一次收留。他们把这些旧书放在隔壁的一套房子里，慢慢整理。现在地下室整理的旧书馆已初具规模：全套的俄罗斯文学翻译作品一架，“文革”时期的诗歌民谣小说一架，解放初期科普知识小册子一架……每次整理简直是一次淘宝之旅。夫妇二人相约写作累了就去隔壁的屋子里找宝贝，打开拉锁之前，永远不知道里面是否有惊喜。“有时候我们约定，只开两袋，但往往就为了寻得宝贝，不经意地在蛇皮袋之间度过一个美妙的下午。”

　　李冬君打开柜子，拿出一套所淘之宝——全套的《红旗》杂志。这是他们夫妇两人想做的课题，也蕴含了他们的藏书哲学：以书养书。“花这些钱当然要物尽其用，能在里面发现课题，进行研究，然后用稿费买新书。这样的循环让人很幸福。”李冬君这样说。

　　闲适和自得是弥散在整间屋子里的，随处有书，随手得书。夫妇俩都认定了，这些书原本就不是投资，刘刚说若是投资，他们早赔光了，这些是一屋子的“朋友”，随便拿起一本，就可以结缘一本书、一个人。

　　学术草根之乐

　　说起与书有关的幸福之事，讲不完的。整间书房的书，是从两人上学之时就攒下的。他们是南开大学79级历史学系同班同学，毕业分配，所有的书和手稿都舍不得扔，打包托运到东北。

　　朋友们说，刘刚夫妇俩像是迁徙的吉卜赛人，从东北到南昌到天津到海南再回到天津，最终落户北京，这一路上人到哪里书也跟着到哪里。1992年，刘刚决定下海，举家迁往海南岛。他们把自己天津家中的家具都送给同事，书籍打包托运。两人随身的手提箱里只放些衣物。没钱坐飞机就乘火车去广州，在港口等了一晚上，两人的行李箱拼成一张小床给儿子睡，他俩就背靠着背，一人拿上一本书，看累了，就睡一会儿。

　　到了海南，屋子小得只能摆下一张床。床下面是跟随他们已久的书。屋子条件简陋的程度不堪想象，海南的蝙蝠擦着这间小屋裸露的天棚飞过，夜晚壁虎从人脸上爬过也不是新闻。李冬君讲到这些的时候，手里的茶艺正进行到“高山流水”那一步，她忽然放下茶具，用手比划了一只壁虎从脸上爬过，脸上还浮现出惊恐的表情。她说，自己其实是有洁癖的。

　　物质条件的艰苦阻挡不了精神生活的富足。每天晚上，把床掀起半张，一家三口就在这张“桌子”上开始工作：儿子写作业，妻子写教案，丈夫写诗。她坐在中间觉得幸福。

　　那时候的快乐来得简单，周末全家一起去书店。三人分头行动：丈夫看哲学，儿子看童书，而李冬君并没有在看历史，她在背菜谱。远离了学校食堂，不会做饭的她终要面对一家人的柴米油盐。刘刚说，经营好一个家，李冬君有极大的天赋，她每周去书店背两道菜谱，回到家缩进门前那个用蛇皮袋布临时围拢的厨房中，实验她的菜谱，绝顶好吃。几平方米的屋子里，每周都有朋友聚会。李冬君的手艺保留至今，在学界扬名。

　　她身后是一面书墙，面前则是原本设计用来安放古琴的木桌。她说得平和，在过去的岁月里，她未曾想过有天自己的家会拥有如此多令人愉悦的书，甚至从未对未来的生活要求些什么，却也过得满足。大抵是因为一直以来的阅读给了她不可言说的温柔力量，还有身边的刘刚老师，帮她构筑了这片精神乐土。

《北京青年报》－－书现场，2013年3月8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