刘刚、李冬君夫妇，南开同窗，志趣投合，视自由为命，同道治学。

　　他们在北京亦庄有个很大的家，自号“榆木居”，装修材料基本上就是木头和石头，不仅雅致古朴，更舒适惬意。走进他们的家，无论坐在哪里，眼前几乎都是一片书海。每个房间与过道都摆放或悬挂着古老的物件和艺术作品。印象中比较深的是景德镇艺术家郑云一的《徽州谣》系列、陈少岳的瓷版画《老子出关》和韦华的《飞天》，以及作家老村所画的宛若一只起舞仙鹤的《莲花》，还有古韵十足的《遥看瀑布挂前川》。家里还有一个极为讲究的茶室，走进去，仿若置身于茶道具博物馆一般。房前是个私家花园，鱼池迂回婉转，紫藤在木廊之上缠绕，似是翘首企盼着4月里的绽放。绕过花园，通往地下藏书室的楼梯拐角处摆放着一盆两三米高的文竹，逐着日光自由生长。他们的家在北京是一处雅集的场所，喜欢喝茶的人、喜欢收藏的人、以及同他们夫妇一个圈子里的人，都时常来这里小聚。

　　对现在的刘刚和李冬君来说，生活是在做减法。刘刚把公司的大部分股份都分出去了，实行民主化管理，留给自己更多的时间呆在家里看书、写书、写字。李冬君平日里种菜种花，养草养鱼，写着自己想写的文字。在他们家碰巧看到了刘刚写来准备送朋友的一幅字，是明朝紫柏大师的一句话——死尽偷心活计，做成没用生涯；收拾无穷妄想，换将一朵莲花。这何尝不是他们夫妇一直所追求的“独立之精神，自由之思想”的又一写照呢？

　　淘书要符合气质

　　新金融：你们一般买书的方式是什么？

　　李冬君：因为我们要看的书主要是原始资料，所以基本上是靠淘书。淘来的书大多与我们的专业、爱好相关，文史哲以外，也有艺术、考古、文物、收藏之类的书籍。每到一个地方，我们都会找特价书店，不是为了省钱，主要是期待能遇见一些老书。我们青睐于老书，一是因为老书具有时代价值，二是过去做书的人非常严谨认真。

　　去年11月，我们去了台北，坦白地讲，台北的诚品书店并无吸引我们的地方，反而台湾大学对面温州街上的那些小书店对我们有着十足的吸引力。这次台北之行，除了钱穆故居、殷海光故居、胡适故居等外，其余的时间都逛博物馆、大学和书店了。

　　刘刚：这次在温州街淘到的弘一法师的《诗文抄》和赵毅恒的《高行健与中国实验戏剧》，是我们非常中意的。尤其是《高行健与中国实验戏剧》，更是一见倾心，从台北回到家我们就迫不及待地翻阅，还把高行健的小说《灵山》拿出来重读，没想到高行健在那么早就领悟到了那么多东西，确实有点先知的味道。之后我们还写了一篇大文章，把《灵山》与我们的《文化的江山》做了个比较。

　　李冬君：最令人兴奋的是在台北故宫博物院淘书的经历。那里主要经营各类藏品的图录书，印刷质量非常棒，而且物超所值。这次我们买下了《二十件非看不可的故宫金文》、《文艺绍兴——南宋艺术与文化》、《敬天格物》、《武丁与妇好》、《赫赫宗周》等几十本精品好书。这些书的学术水准非常高，装帧也格外精美。以后有机会还要去那里淘书。

　　新金融：人们常说，通过观察一个人的书房就能看出这个人的思想。你们淘书有什么样的标准？

　　李冬君：首先，买书一定要符合我们俩的气质，没有定式，没有约束。刘刚买书有个特点，只要觉得作者写得有功力，他就买，甚至农业、建工方面的书籍也有收录。另外一个标准，就是讲求实用价值，学术水准不够、没经过学术梳理的书对我们没有参考价值。

　　刘刚：我们没有传统的收藏概念，这些书不是为了买而买，也不是为了卖而买。书房的设计和布局也主要是注重实用性。我们家最大的特点是整个房子就是个大书房，只要有墙的地方就有通顶的书。

　　买下了一个图书馆

　　新金融：你们是各自独享一个书房还是共用一个书房？

　　李冬君：蝜蝂斋，是刘刚为我的书房取的名字，灵感源于柳宗元的《蝜蝂传》。柳宗元在《蝜蝂传》中说，蝜蝂是一种喜爱背东西的小虫。爬行时遇到东西，总是抓过来，抬起头背着这些东西往前走。东西越背越重，即使累死也不停止。刘刚说我跟这种小虫特别像。而我觉得刘刚特别迂，所以曾给他的书房取名榆木斋。

　　刘刚：楼下榆木斋，楼上蝜蝂斋，但用来用去就掺和到一起了，所以更多的时候是共享。我们这些书谈不上收藏，只是舍不得丢而已。有些老书，1983年大学毕业后就一直陪伴着我们，曾跟随我们天南地北地奔波，被我们视为手心里的宝。

　　新金融：据说家中已有近十五万册藏书？有没有集中收藏的时期？

　　刘刚：两年前，我们收了北京农业大学一个学院的小图书馆。当时那个图书馆将近10万册的书要清理，差点被当废品卖掉，我们知道后，觉得这些书打成纸浆实在太可惜，所以决定出两万块钱买下来。但实际上这些书从分装到运输，再到找人打书架、装修、上架，远远超出了当初的预算几倍。

　　李冬君：当时看到那么多书，非常激动，很快便答应买下来，但之后我就后悔了，因为冷静下来我实在不知道该如何收拾这些书。但说出去的话如同收不回来的水，也只好硬着头皮来做了。当时我们买了3000多个蛇皮袋，雇了四五个人装袋，整整装了4天，找了4辆搬家公司的车，拉了2天。后来又找工人打书架，雇了不少人帮我上架、整理。直到现在那批书还有一部分未处理完，还堆着满满一屋子，连门都很难推开。整理这些书，是这两年令我最费精力的一件事。但在整理过程中，发现里面有太多对我们做研究有帮助的书，比如上个世纪50年代到70年代的《红旗》杂志，完整的《美术》杂志，1949年以后的苏联文学译本也是成体系的，还有一些上世纪二三十年代翻译过来的西方文学作品等等。所以我觉得付出的辛苦还是值得的。

　　新金融：家中现在近十五万册的书，有没有一个目录？想用时会不会很麻烦？

　　李冬君：我们还没有时间整理出一份清晰完整的目录。我们家几乎不看电视，只在地下室的一个角落里有台小电视，供刘刚偶尔看球用。空余时间或是工作累了，我们就到地下室去翻翻书，所以基本上要用哪一本，也知道它大概的位置。使用中最大的问题就是用来用去容易乱，所以隔一段时间就需要清理一下，但也只是把常用的书架大致分下类，其余的根本顾不上。曾有人约我写我家的书房，我大概写了3000多字就搁置了，今年上半年我没有开课，希望可以把我们的这些藏书从版本和时代特征来入手写一写。

　　新金融：经典可以反复读，哪些书被你们认为是经典之作？

　　刘刚：从16岁读到46岁、56岁的书对我来说就是《鲁迅全集》。鲁迅能把汉字汉语挖掘到那种深度，提炼出那样的美感，运用得那般自如，是他对我们汉民族的一个贡献。他能够影响一代人的精神面貌和思维方式，这是他对文明的贡献。学习鲁迅，主要是学习他在体制外的生存方式。他既不脱离群众运动，也不要被群众运动“吃掉”。他是一个狂人，告诉我们一个狂人怎样在中国的体制里生存。

　　李冬君：我们都非常喜欢读鲁迅，当年上大学时，我们没钱买《鲁迅全集》，只能买单行本，直到现在我们家还有很多鲁迅的单行本，这些书我们俩几乎是走到哪儿背到哪儿，对我们来讲是不能放弃的。

　　鲁迅和胡适是一个很好的对比。胡适当时始终在国民党的体制内，他主张自由主义，提倡搞宪政、民主，主张改良和渐进。他不如鲁迅的是，他没有体制外的生存体验。但胡适优于鲁迅的是，他对政治改革的很多真知灼见现在都仍然很有用。

　　用文化个体性来写史

　　新金融：你们写历史，遵循怎样的原则？

　　刘刚：首先思考一个问题——历史为谁写？中国有个不成文的传统，历史就是为王朝写、为政权写。而人们在习惯上，就把这个当成历史。其实，真正的历史是给文明写，要把每个时代的文明状况写出来，要写出一个文明的样式，不是给帝王将相做家谱。我们不能忘记自己的文明，比如瓷器，我们曾经靠瓷器立国，这是中国人为世界做的一大贡献，提供的一个文明样式。我们的丝绸，当年恺撒大帝曾身穿中国丝袍到剧场看戏，引起全场轰动，被看作是绝代的豪华；我们的茶叶，美国人喝茶都喝出了独立战争，英国女王要千方百计将一棵茶树在英国种活。这些是我们读史应该读到的东西。敦煌、西域的那些事，几大文明的融合，这才是历史的主体。

　　几千年来，习惯成自然，很少有人对此作出反省。从《文化的江山》开始，我们对此提出了彻底的反思反省。

　　李冬君：我们要反思的是中国在历史的长河中为这个世界贡献了什么？古希腊为世界贡献了民主制、贡献了航海文明、贡献了它的悲剧。历史，是一个文明的样式，我们身在其中，如何自处？在文化的江山里，历史并非王朝的专利，而是由文化个体性凸显出来的自由的款式。陶翁“采菊东篱下”，那是多么自由的款式！人生而自由，是一条公理，我们中国人也在为自由而奋斗，魏晋时期的竹林七贤、陶渊明等，都在争取自由，我们要把这些美的东西展示给世界。

　　新金融：你们用文化个体性来写史，是怎样的一个概念？

　　刘刚：历史的价值和作用是什么？是为一代王朝确立合法性，为一个政权提供基础，还是为你自己找一个安身立命之地？西方人有基督教，他们死后有天堂可去。中国人的梦想是死后成为历史人物，要盖棺论定。但不是说人家安排一个什么样的历史你就要进入一个什么样的历史，你要自己选择进入什么样的历史，我热爱自由，我的历史就是“独立之精神，自由之思想”的历史。

　　李冬君：用文化个体性来写史这个概念，是刘刚在陈寅恪先生“独立之精神，自由之思想”的启发下提出来的。我们在写《通往立宪之路》的时候就是从文化个体性出发，写的是每一个个体在通往立宪之路上都做了什么。不管是大人物还是小人物，只要是有个体性自觉的人，都在尽自己的一份力量。

　　刘刚：我们谈通往立宪，主要是文化上的立宪，解决一个文化个体性的问题。我们认为，在政治上成为公民之前，先要在文化上成为个体。

　　李冬君：在中国文化里面，我们要确立价值认同，要认同个体，这应该是文化在今天发展的样式。

　　写史要用最优美的文字

　　新金融：《自由的款式》与你们合著的前两本书是一种怎样的关系？

　　刘刚：《文化的江山》和《通往立宪之路》主要是论证和论据，尽管文字上做了诗意化的处理，但还是偏向于学术的写作方式，既有基础性，也有开创性。《自由的款式》是在此基础上提炼出来的，偏向于书写和展示。用个形象的比喻来说，《文化的江山》和《通往立宪之路》是树根和树干，《自由的款式》则是树上的花朵。

　　李冬君：《自由的款式》中每个小问题大概篇幅是500-1000字，读起来比较轻灵。这本书在美学形式上受王国维的《人间词话》影响较大。

　　新金融：你们受陈寅恪和王国维两位先生的影响很大？

　　李冬君：他们二位都是我们的导师，我们的座师是刘泽华先生，来新夏先生也给我们很多教导，我们私从陈寅恪先生。90岁的来新夏先生看完《自由的款式》这本书之后，当晚就给我们打来电话说，“我要反过来拜你们为师了，我研究了一辈子的历史，真不知道历史还可以这样写。”听到来先生这样的评价，我们备受鼓舞。

　　刘刚：对我们影响最大的就是陈寅恪先生的“独立之精神，自由之思想”这句话，我认为只有抓住这几个字，历史和文明才有价值，《文化江山》的内在性和价值取向就来源于这几个字。《柳如是别传》是我认为的经典之一，连钱钟书都看不懂陈寅恪为什么费这么大工夫为一个妓女立传。其实，就为了“独立之精神，自由之思想”这几个字。

　　李冬君：虽然我们如此强调学术，但我们的写法与象牙塔里的学术论文是不一样的。我们很讲究文字的可读性，汉语不仅仅是个工具，它本身就是个美的展示，所以我们会尽最大努力把汉语用到极致，把语言本身的美展示出来。

　　刘刚：我们上世纪80年代初上大学的时候，正逢思想解放运动，可以说我们自由思想的积累酝酿了几十年。我们希望把汉语从历史唯物主义的思想体系之下解放出来，去标语化、口号化，为它解开镣铐，让汉语活蹦乱跳地展示在大家面前，呈现它的丰富性和灵性。在理论的架构上，西文具有优势，在诗意的表述上，我们的汉语更具优势。写史要用最优美的文字，才能表达情怀。

　　刘 刚

　　自由写作者，主要著作：《文化的江山——重读中国史》(与李冬君合作)、《通往立宪之路——告别晚清的近代史》(与李冬君合著)，《自由的款式》（与李冬君合著）以及《中国史诗》卷一“从天命观到帝王术”、卷二“自由的寓言”等。

　　李冬君

　　历史学博士，主要著作：除与刘刚合著上述书外，还著有《儒脉斜阳——曾国藩在官场和战场》、《孔子圣化与儒者革命》、《落花一瞬——日本人的精神底色》、《孽海自由花》、《中国私学百年祭——严修新私学与中国近代政治文化系年》，译著《叶隐闻书》、《国权与民权的变奏——日本明治精神结构》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