强国之股票

李冬君

南开大学第一任校长张伯苓先生曾说：“我认定救国在教育”，“解决世界大难题，要在教育”。“教育事业，强国之最善股票。” 股票是产业化的，要向社会发行，以实业支撑。

向社会发行，使教育社会化；以实业支撑，使教育实业化。社会化，使教育独立；实业化，使教育自立。教育的独立和自立，就是救国的“阿基米德”支点。民主与科学，在此“支点”上，方能启动。

 募捐，就其本质而言，与行乞相似。为了使教育独立，建立南开私立学校，张伯苓首先去“行乞”。

建校初始，津籍名流严范孙、王益孙，每月助银两百启动。加以严 范孙先生的声望支持，伯苓募捐，较为顺利。

邑绅郑菊如，捐城西南之洼地十余亩，作建校用，时人称洼地为“开”，故名“南开”。新校建设，还得到徐世昌等人捐助，共计银二万六千两。随后袁世凯，捐助一万元建礼堂，以其字命名“慰亭堂”。张学良认捐南开大学基金二十万元。津籍江苏督军李秀山遗嘱，以家产四分之一五十万元，捐给南开大学作永久基金；以民国元年公债二百八十万元兑付，经由财政部抵换六厘公债，实收入八十七万元。袁世凯的婶婶袁太夫人听说美国洛克菲勒基金团捐助中国两所私立大学之一的南开大学二十五万元，急命其子袁述之配捐七万元；又捐银十万元建筑科学实验楼“思源堂”。严范孙儿女亲家直隶提学史卢木斋个人捐资十万元，建南开大学木斋图书馆；又拨公款月银百两助经常开支，以示政府支持。中华教育基金董事会派员来调查，因南开中学成绩优异，给予补助一万五千元，并议决三年内拨助大学十万零五千元，扩充理科，又加拨六万元。原大学公助经费，由河北财政特派员公署按月付大洋二万元，现公署取消，改由财政部自中央银行按月拨付。

至此，南开系列学校，各部经费来源，基本趋于稳定。

值得注意的是，民国时期北洋政府对于新私学的支持。

教育要独立，除了争取国内外各种社会资金的支持，还要政府支持，尤其是政府从专制向民主过渡，或以民主的名义执政时，可以因势利导之。

学校发展了，经费问题仍令人忐忑，大校长伯苓依然如老僧托钵。南开的青年学子们却不以为然，他们劝张校长“不要军阀的臭钱”。他坦然一笑，说：美好的鲜花，不妨由粪水培育出来。

军阀的名字，似乎总与战乱相系，被我们的历史观封存起来。今天，不妨揭开封条，回顾一下历史，然后回答：

为什么在北洋政府的治下，兴起了民主与科学的新文化？因为北洋惟有军政，军政没文化，反而能兼收。南京有党治，党治有党文化，必然要兼并，使文化意识形态化。因此，党治之下，文化退化。

伯苓先生“厌谈政治”，他的政治理想，是先办实业，后谈政治。从实业中拿钱出来，去办政治，不是从政治中拿钱出来，去买议员。这种先实业而后政治，就是他的政治梦。

他拿军阀的钱，独立自主为国家培养人才，难道不是政治？

不必人人都举起高贵的拳头，高呼口号，向着黑暗与没落；倘能以拾荒者自居，走进黑暗与没落，从中拾起打开新世界的钥匙，岂非更佳？

当林立的革命拳头要砸烂旧世界时，他已在培养建设者了。

他认为，教育的目的，就是为国家培养“财力”。

而他的每一个学生，都理应是国家的一份“财力”。从理学院到工学院，理科教育越来越“财力”化。从文学院到经济学院，文科教育也趋于“财力”化。

《财智生活》2013年3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