且为中国叹零丁

刘刚  李冬君

南宋末年，国破山河在，美酒没得喝了，美梦也做不成了，醉里挑灯看剑，文天祥起兵了！

一个死到临头的小王朝，还紧抓着王权国家的本质不放手，对于民间抗战，作了种种阻扰。可文天祥就是“死磕”，竟然上书，要朝廷放手。放手让各地抗战，放手让人民抗战，可朝廷宁亡外贼，也不放手给民间保卫家园的权利。国可以亡，但国家的本质不能丢，王权下，问苍茫大地，谁主沉浮？

王朝不抗战，也不允许人民抗战。南宋何以亡？亡就亡在人民手里没有枪，王朝一投降，人民只有忍让。不过，话又要说回来，如果人民手里有了枪，那王也就不成其为王。

诗人之死

只有文天祥，从民间起兵，居然还率领义兵、人民自己的武装来勤王。人民有了枪，还没有打跑敌人，就已吓坏了君王。君王对他讲，你不是不怕死吗？别打仗了，快给我去议降。

文天祥去了，但他议和不议降，被元人掳了北上。他说自己被掳时，就有求死之心，之所以隐忍以行，是因为天下尚有可为。当时，北兵虽破临安，但江淮尚能一战。故北行至京口，他乘便逃走，自以为“中兴机会，庶几在此”了，欲约江淮诸将，告北兵虚实，以图“连兵大举”。但他却被人误会，“扬州昨夜有人来，误把忠良按剑猜”，差点把他杀死。他在《〈指南录〉后序》里，谈起这一段死死生生的经历，说自己有二十二次差一点就死去，呜呼！悲咽！

他一路南逃，回江西，再举义兵，可还被小朝廷猜忌。小朝廷只信赖自己的军队，文天祥想让两支武装合兵一处，可谁听取他建议？只好自领一孤军，转战闽、粤、赣，终于兵败被擒。

当时没人问他，后来也没人问，他究竟为何而战？如为朝廷而战，朝廷不战他为何还要战？皇帝已降他为何不降？因为，朝廷之外，还有“我的祖国”文化中国在，朝廷亡了，他要尽忠祖国。

被俘后，元将张弘范来向他劝降，他椎心泣血，赋血诗以明其心志：

          辛苦遭逢起一经，干戈寥落四周星。
              山河破碎风飘絮，身世浮沉雨打萍。
              惶恐滩头说惶恐，零丁洋里叹零丁。
              人生自古谁无死，留取丹心照汗青。

中国传统文人，敢吐雄语，善作豪词，能为痛言，而乏血性之诗。这首《过零丁洋叹》，是以绝命人为绝命词，故为中国第一血性诗。诗句最佳者，并非“人生自古谁无死，留取丹心照汗青”。此句浅，真理自明，自有其震撼力。但“惶恐滩头说惶恐，零丁洋里叹零丁”，则有了一种新觉悟。

那是怎样的觉悟？“说惶恐”、“叹零丁”，便是他文化个体性的觉醒。“山河破碎”，“身世浮沉”，为他提供了觉醒的家国背景，而“惶恐”，则道出了他作为个体面对自身而觉醒的最为深刻的心理动因。或曰，不就是害怕吗？是的，是害怕，但不是一般的怕，不是借着“惶恐滩”说事，如通常诗人忧患的那种怕，而是极端的怕，入骨的怕，销魂的怕。

此乃打碎了自己的菩萨金身露出自我本来面目的怕，是撕破了身穿的庄严袈裟而不得不赤条条来去的怕，是彻底的放下了君君臣臣必须独自一人来面对“我的祖国”的怕。这是命运拿捏灵魂的怕，是真理抽搐生命的怕，是在脱胎换骨中选择生与死的怕，是赴死之后死也摆脱不了的怕。他求死，可他依然害怕，他不怕死，可他还是要“说惶恐”。他怎么了？他“零丁”了！零丁是一种状态，是孤独的、绝望的状态，是君不君、臣不臣、家不家、国不国的状态，是生不如死却求死不能的状态。

他自杀过，绝食过，可他还活着，零丁的活着，孤独的面对艰难的活着。“一山还一水”，他寻寻觅觅地活着，“无国又无家”，他为了寻找活着的证据而活着。于是，他写诗。而我们，则有幸读到了一个真正的零丁者“叹零丁”的诗，一个知道自己就要死去的人时时面对死亡而写的诗，一位死去活来者所写的方死方生的诗。中国诗人没有天堂可去，但有历史可栖，那么他就诗意地栖居历史。诗人超越了死——“人生自古谁无死”？就往有历史去——“留取丹心照汗青”，“汗青”就是历史，他为自己安排好了后事。

魂兮归来

过零丁洋时，他正好被拘禁在元军船舰上，目睹了崖山海战，亲眼见宋军大败和宋帝蹈海，故有《二月六日，海上大战，国事不济，孤臣天祥，坐北舟中，向南恸哭，为之诗》悼念。他在诗中写道，“古来何代无战争，未有锋猬交沧溟”，中国历史上，还未曾有过如此大规模的海上决战。

尤为可悲的是，这场决战，并非在汉人与蒙古人之间进行，而是在南人与北人之间进行，“南人志欲扶昆仑，北人气欲黄河吞”。元将张弘范就是河北人，勒功奇石张弘范，不是胡儿是汉儿！原来还是中国人打中国人！仗打得很惨，“一朝天昏风雨恶，炮火雷飞箭星落。谁雌谁雄顷刻分，流尸漂血洋水浑。”结果是，“昨朝南船满崖海，今朝只有北船在。” 南宋王朝就这样亡了，“正气扫地山河羞”！但“我的祖国”还在，国土和人民都沦陷了，还有历史在，无论生与死，他都将立命于史。

有人说他学过《易经》，算得很准，因为元朝的寿命没有一百年，只有九十四年。他何尝算？这不过是一种信念，一种来自历史经验的信念。有人劝他说，历史由胜利者来写，你的国家已经亡了，忠孝之事你也尽到了，如果你真的为了忠孝而死去，谁来给你写史——“亡国大夫谁为传”？

不要指望王朝，更何况是敌朝！他自信，旧朝不在，中国还在，“朝”能改而“野”不改，所以，他还能“只饶野史与人看”！他自命“留取丹心照汗青”，就是“只饶野史与人看”。中国史，有正野，官修之史，称为正史，而民间修的史，叫做野史。这样划分，出于官本位及其王朝史观，正野之辩，其实是官民之分。易代之际，所谓“汗青”，岂是在朝官史？史失而求诸野，官失而求之于民。

修国史，要到民间去，重温《春秋》大义。孔子著《春秋》，哪有什么官修身份？还不就是“只饶野史与人看”！后人著史，真正懂《春秋》大义者，惟太史公司马迁一人而已，他“究天人之际，通古今之变，成一家之言”，也是“只饶野史”。

文天祥对历史的选择，是“我的祖国”——文化中国，他的文化中国，有情有义却没有皇帝，那里是英雄的国度，是他生长的地方，那里有正义的花儿开放，有不可战胜的青春的力量。他从历史的深处拿起了枪，是文化中国在抗战！

他的祖国在江南，他听到了江南深情的呼唤：“魂兮归来哀江南”！他为何独钟情于江南？因为每当北方异族入侵时，江南往往是能以文化中国作最后一抗的地方。“臣心一片磁针石，不指南方不肯休”。临刑前，他问，哪边是南方？有人给他指了方向，他向南方一拜，便从容就义。

一颗大好头颅，就这样面朝南方落地了，落在了他的同乡好友张千载手里。

这位张先生，别号一鹗，文天祥曾多次举荐他做官，都被他拒绝了。文天祥自粤败还时，被押解到吉州城下，他暗地里来相见，对文说：我跟你去。他从江南跟到河北，寄寓在囚所附近，三年来，供送饮食，无一日缺。还密造一椟，收藏文的头颅，跋山涉水，带回江南老家安葬。

李卓吾叹曰：张氏何人，置囊舁椟。生死交情，千载一鹗！

《中国经营报》2013年4月28日历史碎片专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