编者按：一路到“五四”萌动的民权

“权利”的提出，是近百年来，中国近代政治法理精神从王权到民权、从王法到公法、从王朝天下到民族国家的一次深刻的转变。作为近代化的核心观念和近代政治思想的关键词，“权利”势必取代“仁义”，引导中国“三千年来之巨变”——对内确立“人民主权”，对外确立“国家主权”。此为中国近代以来政治思想之大势。

　　“五四运动”已经过去94周年了，现在回头来看，这场运动不仅仅是“民族主义”运动，更是思想和文化的运动，它直接催生了中国现代史上两个最强大的政党，并把“民主与科学”确定为医治这个古老国家衰弱与腐败的药方。

　　但民主思想并非从天而降，其中“民权”的内涵更是在这个国家酝酿、躁动了几十年。这里我们不妨从历史和文化的角度，剖析一下中国的“民权”思想是怎样从鸦片战争之前，甚至更远的中国历史中，一路走到“五四”的。

为人民立“权利”

――从丁韪良译《万国公法》谈起

作者    刘刚  李冬君

    1、“权利”的正当性和自主性

林则徐奉命禁烟时，已知有国际法，且已开始注意了。

可他是怎么做的呢？他让属下译员袁德辉摘译瑞士人瓦特尔之《万民法》，取名《各国律例》，译后，一段段拿去，由美国传教士伯驾（PeterParker）修改，改后，再来定稿。

关键词Right，现在都译作“权利”，含有自主性和正当性的意思。然而，《各国律例》却译成了“道理”，等于没译自主性，只译了正当性。林译《各国律例》，纯然对外，不作内求，他从未想过，王权以外，还会有别的“权利”在，更未想过，儒家传统以外，会另有“正当性”存在。

关于自主性，他是不敢想的，一想便有了所谓“乱臣贼子”之心，正当性应该讲，但必须放在儒家伦理上来讲，所以，他编《各国律例》，用了“以夏变夷”作为指导思想。

从“道理”到“权利”，从《各国律例》到《万国公法》，导致这一转变的，由文祥最早提出，由奕訢最后决定。而助之者，是两位美国人。先是文祥求蒲安臣向朝廷“推荐一种为西方国家公认的权威性的国际法著作”，接着，蒲氏便推荐了美国人惠顿的《国际法原理》和译者丁韪良。

对于“权利”，有人认为，是权＋利形成的，因而不具有“正当性”。果如此言，“权利”一词，又怎能作为《万国公法》的关键词而具有普世价值并获得与它相应的法权形式？

“权利”在汉语里，除有权＋利，还有权衡利害或利弊的意思，它们都带有贬义，为什么丁韪良反复斟酌，还是用“权利”来表达正当性和自主性呢？此由丁译对“权利”的主体进行了转换。

关于“权利主体”，是公法首要问题。中国历代王朝，皆以王权为唯一主体，以王权立法，即为王法。而“近代化”，却要从王法转向公法，这一转向，必然导致“权利主体”转换。转换，不是直接从王权转向民权，从王法转向民法，而是通过神权转换，将神权转化为人权，就是所谓“天赋人权”。

神性唯一，神权最高，但人类可以分享，以人性分享神性，以人权分享神权。而王权则是排他的，按照中国传统，天子受命于天，天下受命于天子，然天子“五独”，如刘泽华师所言：天下独占，地位独尊，势位独一，权力独操，决事独断。权力运动围绕这“五独”展开，形成了“家天下”。

既然“天子五独”，那还要什么公法？王法就够了；既然是“家天下”，那还要什么民法？刑法就行了。应该说，《万国公法》问世以前，中国人大都这样认为，即便有想法，多半也是在道德上做文章，从民心上来想，顶多也不过视民心如天命做了革命的依据而已，哪有过民法与民权上的考虑？

率先为中国这样考虑，丁韪良为第一人，他为中国近代政治思想找到了关键词。

2、天直与民直的“三民主义”

丁氏将“Right”译为“权利”，在中国传统里，真可谓创举。

后来，严复译《天演论》，也碰到了rights，可他不取“权利”。

严复致梁启超《尊疑先生覆简》中提到Rights，说他在三年前，就苦于此字无译，他批评丁氏强译为“权利”，是以霸道译王道，难免“霸王道杂之”，“于理想为害不细”。

然袁译将rights译作“道理”，他也不赞成。经他一番推敲，终于认定“直”字，严译《群己权界论》，便将rights，分别译作“民直”、“天直”，以取代“人民权利”和“自然权利”。

“直”字，从目从十，《说文》曰“正见也”，徐鍇注曰“十目所見是直也”，这恐怕就是所谓的“共识”吧。《书·洪范》曰“王道正直”，乃以“王道”为共识，且来源于共识，故“正见”与否，要以“王道”来检验，被“王道”检验过的“直”，方为“正直”。“直”还有另一面，那就是作为货币的币值，《史记·平准书》曰“以白鹿皮爲皮币，直四十万”，引申之，或曰“物价曰直”、“佣作得钱亦曰直”。

严复以为，提示正当性的rights字，在西文里“亦有直意，故几何直线谓之right line，直角谓right angle ”，可见“中西申义正同”，都以正当性为“直”。然于西方，乃作为标准和尺度，在中国，则为“十目所视”，达成共识，反映了“从目从十”的共同体意识，以此为“王道”标志。

严氏透过王权，挖了三年，从古汉语里，终于挖出这个“直”字。从王道根柢，发现了“天直”、“民直”，以之划分群己权界，并赋予“天听民听”、“天视民视”以法权形式。

他向梁启超谈他如何发现“直”字，说他偶读《汉书》，遇“朱虚侯忿刘氏不得职”一语，就以为“职”有rights的意思，可他又担心，译成“职”字，会与duty混而生歧义，因为duty除了作主，还有责任、义务、纳税等意思。后来，他读王引之的《经义述闻》，见王解《毛诗》“爰得我直”，将“直”解读为“职”，就以“直”字译rights了。诗即《硕鼠》，诗人如摩西，号召人民“适彼乐土”。

诗分三段，三段结尾处，诗曰：“乐土乐土，爰得我所”，“乐国乐国，爰得我直”，“乐郊乐郊，谁之永号”。从“乐土”到“乐国”到“乐郊”，从“我所”到“我直”到“永号”，反映了人民对于民主政治的朴素要求。择“乐土”而安居——“我所”，立“乐国”而自主——“我直”，耕“乐郊”而自足——谁不快活？此乃古代之“三民主义”，择“乐土”，聚族而居，为民族主义；立“乐国”，而民主之，为民主主义；耕“乐郊”，而裕民生，为民生主义。诚然，诗人所求如孙文，皆理想国之形态也。

《诗》云“我直”，并非作为币值而言的“我的报酬”，而是基于“正见”和“正直”的“我的正当性”。以“我直”为本，其来处为“天直”，行自然法；其去处为“民直”，立万民法。

从“我直”出发，这本来符合他“自由为体，民主为用”的说法，但他未以“我直”立言，而是将“我”隐匿，舍“我”言“直”，且以“天”和“民”代之，而曰“天直”与“民直”。

3、要“民直”还是要人民权利

现在，我们都说“民主是个好东西”，可那时，人们大多不这么认为。

湖湘才俊樊锥，才提倡了一下“民权”，就被人驱逐。有一篇《邵阳士民驱逐乱民樊锥告白》，被苏舆收入《翼教丛编》卷五，言：“治天下者，大权不可以旁落，况下移于民乎？樊锥谓人人有自主之权，将人人各以其心为心，是使我亿万人民散无统纪也。”这样来看，“民权”罪恶滔天。

不光苏舆之流这样看，通达如张之洞者，以清末宪政一大台柱子，亦如是，观其《劝学篇》言：“使民权之说一倡，愚民必喜，乱民必作，纪纲不行，大乱四起，倡此议者，岂得独安独活？”

君主立宪，如何绕开“民权”？严复不能不考虑。他挖空心思，挖出了个“民直”，从学理上说，这个“直”字，确实信达雅，然而，可为研究者用，却难以号召群众。仅此而言，“民直”还不如“民本”。“民本”，也有正当性和正义性那一面，但我们总觉得它还缺了一点，缺了什么？

缺了自主性，多了群众性。“民直”虽有自主性，但那是从考据学里发掘出来的，非从百姓日用中来，非从市井口语里来，其价值在于，能用一个古汉字准确命中英语的某个关键词，并赋予其现代意义，而有其学术价值。但它能被群众掌握吗？显然，群众不可能跟着它到考据学里去。再说，“民直”二字，一个用鼻音闷出来，一个从齿缝里挤出来，这样的发音，能作为口语流行并转化为口号吗？

而“民权”就不同了，看上去一目了然，不需要怎么解释，念起来琅琅上口，不光开口就能念，而且张口就能喊。我们试比较这样两句口号，一句是“我们要民直”！连口都难张开，怎能喊口号？再说，“直”还有钱的意思，总不能喊“我们要民钱”吧？一来“民钱”在口语里不通，二来以“要钱”为口号，再怎么崇尚功利，哪怕极端唯物主义，恐怕也喊不出口吧？而另一句是“我们要民权”！这样一喊，气发丹田，直冲头顶，全身心都被调动起来，可以用整个生命来喊，这样喊，才叫口号。

口号的意义固然重要，发音同样也不可忽视，严复大概从未想过，观念一旦被群众掌握，就会转化为口号，而一旦转化为口号，观念也就掌握了群众，接踵而来，就会有群众运动。有人说，“民权”这个词是从日本来的，它在日本导致了自由民权运动，来到中国，中国也跟着运动了。这话说对了一半，“民权”一词，确实来自日本，但还有一半没有说到，那就是“权利”观念是在中国诞生的，日本人的“民权”思想是在“权利”观念的基础上形成的。“民权”思想传到中国，是“权利”观念回娘家。

4、“权利”背后的天理与人欲

后来，丁译《公法便览》，在“凡例”里，对新造“权利”一词，也说“此等字句，初见多不入目，屡见方知不得已而用之”。中国人于“权利”并不陌生，怎会“多不入目”呢？

“权利”二字，在中国传统里，是霸道的关键词，本来，它待在霸道里挺合适，可丁氏偏要拿它到王道里来高举“人欲”。王道“存天理，灭人欲”，搞了好几百年，把一个王权中国都快要搞成王道中国了，没想到，西学与霸道结盟，来颠覆王道了，最为显著的标志，就是《万国公法》被“权利”二字入主了，要王权跟着“人民权利”走，这就是严复批评的“以霸译王”，认为它高扬了“人欲”。

严复不反对“权利”观念中包含的自由民主思想，但他反对其中含有“人欲”企图。

他认为，自由民主的正当性和正义性，无需以“权利”来表达，因为“权利”背后，难免有权势撑腰，且滋生权谋，尤以“民权”言之，那就更是成了所有人的“人欲”渊薮，万般罪恶，皆由此出，如西谚所云：人民人民，多少罪恶假汝之名！西人言，人心是个战场，有如但丁诗中的炼狱……

种种“人欲”，都以民为本，为“权利”而战，战之波澜，如荷马史诗中巨灵搏斗，密尔顿诗中龙蛇混战。战之根源，在他看来，就在于以人欲“撄人心”，用“权利”给人心开了“七窍”。

可人欲，真的就是祸水吗？当然！因为严复身受其害——吸鸦片烟，而吸烟，就是人欲使之然。如果我们套用朱熹“存天理，灭人欲”的语式，那么戒烟就是“灭人欲”了；如果我们说“存天理”是行“天直”，那么“灭人欲”也就可以说是立“民直”了。可“天理人欲”绝然对立么？

朱熹这么一断，“人欲”就成了原罪，他从人性论上，回到人性恶去了。

朱之于荀、孟，各取所需，于荀，取了人性恶，于孟，取了心性说，他将人性恶，放在心性说里，用了孟的主体性方案，而非荀的制度化方案，以“灭人欲”来解决人性恶的问题。

都说宋学近禅，或曰，朱学似神秀，以人性恶，而“时时勤拂拭”，将“明镜台”——“心”，“拭”出一片天理来，所谓“莫使惹尘埃”，乃反精神污染，终归于“灭人欲”也。而陆学似惠能，源于孟，以人性本善，性空无染，使自我开显，而有孟曰“万物皆备于我”，陆言“吾心即是宇宙”。

《诗》云“我直”，陆言“吾心”，与西人笛卡儿之“我思”，皆以“我”立言，而异于朱子“无我”。“无我”，必“灭人欲”，有“我”，则存天理，也存人欲。明末，刘宗周、王夫之，都这么说过。清代戴震作《孟子字义疏证》，从孟子那里，找到了打开天理人欲格式的突破口，将理还原于欲，以“灭人欲”为“后儒以理杀人”，尤甚于“酷吏以法杀人”，“浸浸乎舍法而论理，死矣，更无可救矣”。

对此，严复应知。但儒家传统中，门槛甚多，除了理欲之辨，还有义利之辨，经由孟子，可以迈过天理人欲的槛，却走不出义利这道槛，然而，不过这一槛，“权利”如何能立的起来？

经由孔孟、程朱一线，我们只能在义利观里兜圈圈，很难迈出走向“权利”的一步。如果回到原典，从《五经》出发，撇开《四书》，那时，还没有义利之辨。如上所述，《诗》云“我所”、“我直”，就包含了个人利益，而《易》曰“亨利”，就更以“趋利避害”为宗旨，读《易》者，谁人不知？

严格来说，《五经》之中除了《春秋》，皆非儒学。孔子仅以仁义裁成诸经，而其本身则不待孔子而成。未有孔子之前它们已在，但非以经而在，而是以史而在，如章学诚曰“六经皆史”也。

经之所以为经，一要有孔子以仁义取之，二要借助政治权威，由大一统的官方来认定，从春秋到汉代，花了好几百年的时间。儒家经典，不是儒学的产物，相反，儒学倒是原典之树结的果。

孔子“述而不作”者，《五经》是也，儒之“作”也，自《四书》始，孔子之于《论语》，乃“述”之者也，录而“作”之者，其门人弟子也。义利之辨，《五经》所无，有之者，始于《四书》。《四书》“罕言利”，而《五经》多言之，以《周易》为代表，“利以合义”，才是《五经》的主旋律。

因此，超越义利之辨，先要翻过《四书》的墙，直奔诸子，回到《五经》去。

5、权利超越仁义的近代史

“利”，应时而变，儒曰“圣人可权”，可一“权”，“利”就变。

“权”为度量衡，故称“权衡”，权衡利弊，权衡利害，凡“权”必有“利”。

《商君书﹒算地》曰：“朴则生劳而易力，穷则生知而权利；易力则轻死而乐用，权利则畏法而易苦”。民“权利”——权衡利害，就“畏法而易苦”，好统治，人民一“权利”，就被奴役。

儒家言“权利”者，有《荀子﹒劝学》，自言其独立之精神曰“权利不能倾也，群众不能移也，天下不能荡也”。此“权利”，非权衡利害之意，乃权力加利益。“利”在《五经》，和合于“义”，自有其正当性，然，被诸子一“权”，“利”的正当性仿佛消失。经可权，道可权，难道“利”不可权？

非也！“权”是衡器，用于称量，因其公平、公正而具有正当性，故“权利”，就是要把“利”纳入公平和公正之“权”中——“权然后知轻重”，“利”之轻重，当然要“权”！

此为“权利”之根本义，至于权衡利害、权力加财货等，皆为其衍生义，后来，衍生义与根本义之间，横亘着一道儒家砌起来的“义利之辨”的墙，那根本义，就被“义利之辨”给遮蔽了。

丁韪良真是了不起，他居然一眼就能看出“权利”的正当性，口说“不得已”，心里却坚定不移。任复兴在《丁韪良〈万国公法〉对民主宪政思想的迻译》中谈到，他对《万国公法》一书，做过统计，书中，3次出现“人民权利”，77次出现“权利”，56次出现“主权”。金观涛、刘青峰通过“数据库”对“权利”一词进行检索，确认在《万国公法》里，“权利”出现了81次，“权”字出现760多次。

“权利”一词的提出，对于中国的影响，实不亚于孔子在春秋时代提出“仁义”。

“仁义”问世，乃两千年前，中国古代政治伦理精神从天到人、从人民到人性的一次大转变，而“权利”提出，则是近百年来，中国近代政治法理精神从王权到民权、从王法到公法、从王朝天下到民族国家的一次更为深刻的转变。作为近代化的核心观念和近代政治思想的关键词，“权利”势必取代“仁义”，引导中国“三千年来之巨变”——对内确立“人民主权”，对外确立“国家主权”。此为中国近代以来政治思想之大势，可惜丁氏以后百余年间无人有此觉悟，反多自以为是者，误解了丁氏。

丁氏发现“权利”，是因为他不在朱子学的门槛里，没有被纠结于“天理人欲”，也不在《四书》门墙内，没有被局限于“义利之辨”，他立于西学高地，眺望中国传统，放眼看去，一眼就看到了先秦时期的春秋时代，他认为，那就是中国的公法时代，还从《五经》里发现了两部公法，一部《周礼》，一部《春秋》，它们就像是作为度量衡的“权”，那时，国与国之间，人与人之间，都要用它们来“权”，也就是把个人利益、国家利益放到公平、公正之“权”中来权衡，而他自己，也“圣人可权”。

（正是经过这些思考和探索，加上国事天翻地覆的变化，最终触发了中国知识界全面反思传统伦理、思想和文化的“新文化运动”，并成为94年前“五四运动”爆发的思想基础。中国从此从近代社会迈进了面向世界的现代社会。――责编于东辉加的）

《中国经营报》2013年5月4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