挑灯看剑――开栏小语

“羽扇纶巾”，本是一副名士谈玄的行头，是苏东坡在《念奴娇》里为“三国周郎赤壁”准备的，到了《三国演义》，就被罗贯中转手给诸葛亮了，于是，谈玄变成了谈兵，用计代替了审美，书生意气换了市井话语。战争文人化了，谈兵就谈兵，何必“羽扇纶巾”！

那就“挑灯看剑”！最好，睁大你明亮的眼，放大了看，尽精微地看，看得清清楚楚，明明白白，万万不可用了一双醉眼，看错了生死，将剑雨缤纷看作漫天飞絮。

考古发现的一次战争

作者：别墨

商朝势力范围，通过贸易与战争，一度扩张到了江南。

与江南贸易，称为“贡金”，与江南战争，则称之为“俘金”。

“金”就是铜，刚从新石器时代走出来，“金”可是战略资源，都说商人善战，并非其天生神勇，而是因为商人会“冶金”，当其他国还在“以石为兵”，商已“以金为兵”了。以石器与青铜器对决，你说谁胜？武丁王善战，连王妃“妇好”都战无不胜，归根到底，还是因为有“金”。

这一时期，出现了新情况，江南也有了“金”，并与武丁交兵。

商代，江南指哪里？指向赣鄱流域。在赣江古河道上，居然发现了一座与武丁同时的大墓，就在新干县大洋洲乡程家村，所以，被称之为“新干大洋洲商代大墓遗址”。如今的赣江在它西面约一公里，再向西，越过赣江约 20公里，就到了樟树吴城，往北至九江瑞昌，有个名叫铜岭村的地方，有一处3300年前的铜矿冶遗址，迄今所见，莫早于此，距长江约7公里。

还有100多处遗址，所在区域，大致就沿这一线，在赣江中下游和长江中游以南分布，坐落在鄱阳湖和洞庭湖之间，这江湖怀抱的平原，就是商代江南——吴城文化发祥地。

江南是什么？是铜！青铜文化不能没有铜，“国之大事，在祀与戎”，全靠铜。有人对商代青铜器做过铅同位素测试，发现安阳商代彝器中有一部分是用瑞昌铜岭矿石铸的，与吴城和新干大洋洲遗存用的是同样的矿石。这表明，殷人有一条“俘金”路线，进入了吴城文化所在的地盘。

张光直指出，三代时期建都，多靠近铜锡矿所在地，夏都分布，与中原铜锡矿分布吻合，商都沿山东、河南山地边缘迁徙，入豫北和晋南，以控制中原铜锡矿中心地带；周都由西向东，渐进中原，也与觅求矿源有关。三代铜锡矿开采量很大，一旦矿产殆尽，就迁都而去。商先王时期，自契至汤迁了八次，自汤以下迁了五次，盘庚以后就不再迁都了。武丁中兴，他目光南下，发现铜矿都在长江一线，尤其长江南岸赣鄱平原，铜矿用不完，史载武丁南征，“奋伐荆楚”，那时赣北归楚。

吴城文化以“虎”为标志，獠牙，两尾，通体几何纹，背立一鸟，这“一虎一鸟”，被考古学称为“伏鸟双尾青铜虎”。看来，它就是“虎方”了，曾由此北上，去参与炎黄大战。

“虎方”站在黄帝一边，战后，就留在了中原。《左传·文公十八年》说，尧舜时，曾“举八元”，以“伯虎”为首，“使布五教于四方，父义、母慈、兄友、弟共、子孝，内乎外成。”

商先王时，“虎方”在中原立国，与商冲突。甲骨文中，作为国族名称的“虎”，有“虎侯”和“虎方”，“虎侯”是商王近臣，封于庸，在王畿内，而“虎方”为方国，在商朝外。

关于“虎方”，有一条卜辞，见于甲骨文中，与战争有关，武丁令“举”和“望”两族，随王师征伐“虎方”，为此举行告祭，卜问先王。武丁善战，尚要问卜先王，看来虎方不弱，胜负难料。《诗经·商颂》盛赞武丁“殷武”，夸他“奋伐荆楚”，“虎方”，就在荆楚之地。

也许战事受阻，从樟树吴城遗址里，考古人有心，发现了这次战事。

在近4米深的外城壕中，发掘面积还不到10平米，就挖出20具殷人的头盖骨和部分肢骨，据专家推测，城壕两侧可能还有大量头盖骨。考古挖出头盖骨，通常有两种情形，或是战俘被割首，或为祭祀采取猎头仪式，就目前的发掘来看，这些头盖骨，显然属于战俘被割首。

武丁南下“俘金”，败于虎方，就以江北盘龙城为据点，开辟了一条从汉东进入中原的南铜北运的“贡金”路线，以确保中兴所需铜资源。以贸为贡，是王朝通病，历来如此。

殷人善贸，故国号为“商”。通常，他们都准备两手，一手战争，一手贸易，能用战争解决的，就用战争解决，战争一时解决不了，就做贸易。贸易地点盘龙城，就在今日江北滠口。商与虎方在盘龙城交易，多半是从虎方进口铜料，做成青铜器，再卖给虎方，从差价中获利也不少。

贸易使用青铜货币，殷人用贝，虎方用手斧，彭明翰在《吴城文化研究》中指出，新干大洋洲出土的青铜手斧就是货币。同处青铜时代，殷墟文化与吴城文化有一根本不同。

张光直指出，古代城市兴起，有两条道路，一条是技术与贸易之路，另一是王朝扩张之路。他断言，三代以来，中国城市兴起，走了后一条路。以此为据，张光直还强调，青铜之于殷人，或为祭器，或为兵器，却没有用作生产工具，以提高生产力，其用途，不过“祀与戎”而已。

此论，言殷墟尚可，言及方国，则有失偏颇。同期的吴城、新干大洋洲遗存，就出土了青铜工具，有18种143件，包括两个工具群，其中6种75件为手工业工具群，12种68件属于农业工具群。考古以实物为据，证伪了张的学说。张的文化视野，是从仰韶到龙山到三代这一线，其目光最终落在王朝上。可还有另一线，即从河姆渡到良渚到吴城和三星堆，这一线，产生了多个方国，却未形成王朝，因此，它们是方国文化，而非王朝文化，后来，王朝文化胜利了。

这一特征，张光直并未注意，或未深察。虎方曾于中原立国，带去了方国文化，这对于商王朝的扩张、统一，有着天然的阻力，故其与王朝，岂止难以相宜，实乃势不两立！所以，商朝把它打回老家了。虎方退出中原，回到江南，像商一样，以青铜立国，控制着长江中游从江西瑞昌到湖北大冶这一线的铜矿山，先后开发了铜岭村铜矿和铜绿山铜矿。

历史不好假设，却不妨以假设言之。假如武丁南下“俘金”最终取得胜利，他会不会像他的先王先公那样沿着铜矿带再次迁都呢？假如他那时就已迁都江南，中国历史的大格局至今会如何呢？盘庚以后，殷人就不再迁都了。如果真想迁都，以商的国力，以武丁善战，全力以赴，还打不下江南？不过，远古的事，还真的不好说，这只要看后来的“小邦周”灭了“大国商”，就可知那时的天命是多么的无常！更何况虎方国拥有那么多的铜矿，论综合国力，我们已别无考量，不妨来看看它们的墓葬。殷墟里“妇好墓”堪称翘楚，可“新干大洋洲墓”里的青铜器比“妇好墓”还多，还有许多生产工具，看来江南方国更加重视生产力，可以生产更多的粮食，后来周人“翦商”，便借了此力。

《中国经营报》2013年5月12日军事专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