周人也有切·格瓦拉

                 别墨

虎方虎踞江南时，周族也从豳地迁到岐山下的周原了。

江南与周原，相距遥远，想放开马跑，还没有驰道，那就走水路。

从渭河顺流而下，东行出潼关，然后驱车向河南，到江汉平原，入汉水，渡长江，再下江南，据说3000年前，有两条汉子就这样来到了江南。他们是什么人？到此何干？

《史记·吴太伯世家》讲了这个故事，但讲得很简单：

吴太伯，与弟仲雍，皆周太王古公亶父之子，又是季历之兄也。季历贤，有一子昌，太王欲立季历以及昌，于是太伯、仲雍二人奔荆蛮，文身断发，示不可用，以避季历。季历果立为王，其子昌就是周文王。太伯落户荆蛮，自号句（音gou）吴。荆蛮义之，追随他有千余家，立为吴太伯。

周太王古公亶父，率周族从豳地迁到周原，他很像摩西，是先知。可他为何要远离豳地而迁岐？

这样做是出于仁义。豳地近戎狄，戎狄贪，欲得财物，太王给他，欲得民与地，太王说：民立君，是要利民，今戎狄来攻，要夺吾民与地，民从我，或归戎狄，都是一样的，要看谁对民有利，不要为我去打仗，害死人家父子的事，我是不做的。边说，边带家属离开豳地。

人民被他感动了，都说这有情有义的主去哪儿找啊？不如都跟了他去。后来，刘备也学这故事，但总觉其伪，三国志炫智，行仁义也以权术，三代尚朴，大战略自仁义出。

《诗》云：“后稷之孙，实维太王，居岐之阳，实始翦商。”

“翦商”是大战略，迁岐已开始。此前，人是豳人，国为豳国，经此一迁，遂生转机。真是树挪死，人挪活呀，居于周原，而为周人，而建周国，而立周朝也。

太王欲迁岐久矣，然豳地，商之属国，岂能随便迁徙？戎狄来攻，太王示弱，以不忍人之心，散财物，弃国土，不战而去，为戎狄所笑。用弱，时人莫知，后世解者，唯有老子。老子说“受国不祥，是谓天下王”，一语道破了古公弱用之术。

后稷子孙，久居豳地，自公刘至古公，已历九世，戎狄觊觎，商也监视，干戈在前，斧钺在后，豳地两面受敌。长此以往，其国必亡。战亡，不战也亡，战败亡，亡于戎狄；战胜也亡，亡于商，其势如此，故走为上。《诗》云：“古公亶父，来朝走马，率西水浒，至于岐下。”

何等从容，又何其潇洒！文明初期，地大国小，百里之地，千人之家，即成一国，立国之民，多为自由人，故国之民心所向，即为王。后来，孟子仁政主张，便出于对先王立国精神的向往，然非其时。古公之时，天下多空地，故国可徙，而孟子之时，国相逼，不战则死。

弃国而去，与亡国何异？故太王迁岐，豳地亡于戎狄，然，其国虽破，其家未亡，迁岐，可谓战略转移。此一转移，似乾坤大挪移，让戎狄面对商地，与商对决矣。商王武乙，知古公弃豳地，迁岐，便自率一军，开入渭水流域，结果，却死在了渭水旁，据说，被雷劈死。

没人怀疑武乙的死，与太王“翦商”有关系，事实上，也没露出蛛丝马迹。而另外一件事，在历史上，一直被当作让王的故事来讲，而忽略了这个故事还有另一面——“翦商”。

在让国故事的掩护下，“两条汉子”下江南了。兄弟俩奔向“荆蛮”，“荆”乃楚地，在江汉、江淮间，“蛮”为江南。两人在周原让国，竟让到江南来了，这样“让”，可能吗？

“让”是真的，《史记》上这么说，没有错。“翦商”也是真实的，虽然《史记》没这么说，但《诗经》里早就提到了，更没有错。也许此为“阴谋”，明里让国，暗里“翦商”。

周人富于革命理想，革命在当时，就是要翦商。“天地革而四时成”，此为太王岐下立国精神，推动周人革命，“顺乎天而应乎人”。革命者，不一定是王者，但他身上自有王的气象，让国是王者气象，翦商也是王者气象，都基于革命理想，为革命而让国，为革命而翦商。革命的目的本来是王，然而当革命成为革命的目的时，王就被扬弃了，继续革命就成为革命者的最高理想。为了最高理想，当代切·格瓦拉放下执政党，重新拿起枪，上战场，而上古时代那兄弟俩，也放下了王，去翦商。

他们来到江南，进入虎方地盘，号召虎方勇士，一如祖先当年追随黄帝，高举“翦商”的旗帜，投入到革命洪流中去，打倒商帝国主义！他们也许是这样号召的：

看啊！殷人从你们这里，拿了铜去造兵器，然后用兵器来打你们，抢走你们的粮食，还有你们的妻女，可你们还在跟它做铜贸易，被它剥削奴役。殷人不事生产，也不制造工具，可它抢来的粮食却多的吃不完，便做酒喝，宁可醉生梦死泡在酒里，也不肯给那些快要饿死的人吃。

有了酗酒的帝国主义，天下有多少人要被活活饿死？我们周人跟你们一样，都是不喝酒的，因为我们都从事生产，知道粮食来之不易，你们用那么多的铜去制造工具，靠生产完全可以自立，为什么还要跟殷人贸易？正是你们的贸易，助长了商帝国主义。从今以后，你们自己就可以制造青铜器，拥有自己的礼器和兵器，而无需受制于商。我弟兄，这次来就给你们带来了青铜器配方和工艺，虎方兄弟们，请接纳我们成为你们中的一员，我的名字从此就叫做“句吴”。

“句吴”又从江南出发，来到江淮地区淝水流域，当年虎方退出中原，还有一支就退在这里，兄弟二人在此，继续传播青铜器配方和工艺。顺便说一句，虎方所居两地，都留下一股子虎气，后来开出了历史的新契机，一以赤壁之战开出三国时期，一以淝水之战开出南北朝时期。

除了那一股子虎气，还有这兄弟俩带来的那种切·格瓦拉式的革命精神。不过，他们知道，光有革命激情还不够，革命还要解放生产力。而他们正是这样做的。商的力量源于青铜，因此，对于青铜配方和工艺，商王朝必然要采取保密和独占措施，然而却被周人破解了。

顾准在《要确立科学与民主，必须彻底批判中国的传统思想》一文中指出，周人起于西方，能迅速强大起来，“显然是继承了、或者窃取了商王朝所独占的文化和工艺”。

为了翦商，周人广泛传播青铜文化和工艺，使商朝在技术方面，不再拥有绝对优势。纣王善战，本不下于武丁，可武丁之时，方国兵器多为石制，故武丁战必胜。而纣时，方国也以青铜制兵器，故纣之多胜，实非易事。顾准认为，自太王以至于文王，周仁义广播，三分天下有其二，势力达于江汉，而征伐又只有四次，“秘密”所在，就是传播了青铜工艺。

所以，武王伐纣时，竟有八百诸侯会盟，虎方也来参战。就这样，他们将革命精神，注入赣鄱流域和江淮地区。不仅如此，他们还继续南下，进入宁镇山地和秦淮河畔，再往东南，直至太湖流域。对于殷人来说，江南是铜，对于周人来说，江南就是革命了。

而且周人以革命拓展了江南范围，使江南从长江中游走向下游了。

《中国经营报》2013年5月25日挑灯看剑专栏